袁世凯的错，错在无前例可循，无足够知识可借鉴；后人就没有这些理由了。

英国首相特拉斯被迫辞职，距离觐见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不到七七四十九天，真可谓时运不济。对亚洲人来说，这样的情况可以用悲哀、荒谬、可笑、理所当然、英国何去何从，还有至少10多个形容词或短句来描述，端视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党派，以及知识背景，甚至幽默程度。

这几十天内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她为了平息风暴，毅然对减税政策大转弯，还炒掉财政部长一事。这有两种看法，一是作为领袖，怎么没有力挺下属，一下子就屈服于舆论？二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无论哪种看法，其实都透露她的内阁缺乏经验，所以实在也不冤枉。

重要政策或政见急转弯，对政治人物来说当然是大悲剧，甚至足以导致政治自杀，因此从政者和幕僚团队的精密思虑，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虽是出于形势所迫，试图缓解压力才急转弯，但至少能让美国总统都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得以及时纠正，对英国还是好的。

在压力下转向，对英国这个民主国家是正常的事。前首相约翰逊在抗疫一开始想走群体免疫的躺平路线，在死亡率还很高的时候吓坏英国人，舆论沸腾下也只得向封城路线急转弯。但在民主尚未萌芽或更重视威权的社会和时代，这种转向非常艰难也严重。百年前的袁世凯就很难得地演绎了一次，结果是被辱骂、嘲笑也或许冤枉了100年。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历史的关键角色，是极有才干和眼光的清末重臣。武昌事变后，各省响应，袁世凯指挥北洋军为首的部队四处征讨，为清廷争取了很多时间。

随着战事延宕，更多省份与革命军都转而争取袁世凯倒戈。黄兴直接将袁世凯比作拿破仑和华盛顿，告诉他只要肯推翻清廷，各省都会听命于他；黎元洪直接许诺拥戴他为第一任大总统。当时的氛围皆认定，袁世凯是政治变天后领导中国的不二人选。清廷迫于压力，也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企图挽回大局。袁世凯初期一直希望走清廷为主体的君主立宪制，呼吁满汉和解，以大局为重。

在论述中国的未来时，袁世凯的一些话充分显示了他的睿智：“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他认为清廷在当时虽不得人心，但已经颁布了效法英国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直接让皇帝成为虚位元首，皇族退出实际政治，以内阁和国会为主体，因此国家实权即将由人民自己掌握。他呼吁各党牺牲五花八门的政见，接受君主立宪，避免国家分裂。

然而清廷放权来得太迟，在共和主张已经深入人心之下，袁世凯只得兵谏清王室退位，不流血地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

没了皇帝的中国似乎缺了重心，至少对大总统袁世凯来说，这种感觉越来越深。他召集会议，各部总长常有借口不来，包括睡不醒；他想推动一些新的社会文化运动，却叫不动老百姓。当时的部会首长很多都是熟人，已经共和了，他不好意思随便罢人家的官，也不可能杀老百姓的头。

他的好朋友兼幕僚杨度一直认为中国不适合共和制，连一些美国人也这样告诉他。大总统诸事不顺，让袁世凯深感中国权威崩解实在不行。但他自己不像满清皇帝有继承天命的权威，也不能对外开战树立权威，至少是打不过日本。政体混乱，政局动荡，于是回头重新塑造皇家的权威，就成为越来越清晰的选项。

当代中国一些史家试图对袁世凯的历史地位重新评价，有别于一直与他不合拍的国民党的全负面论述。学者张鸣认为，袁世凯的问题主要是制定君主立宪的过程操作手法不透明，外界看不透他是要以立宪为主体，还是要回头搞实权帝制。

袁世凯在1916年元旦宣布称帝后，普遍被视为背叛民国，连北洋军队内部很多将领和好朋友也不认同他。等到真的即位，嘘声更大，各省讨伐和独立动作四起，他才心慌起来。在没有人真的打进北京的情况下，才83天，他就急转弯宣布撤销帝制。

从身边人的回忆和他的《撤销帝制令》看来，袁世凯慨然承担自己开倒车的一切责任，毫不怪罪任何劝进的人，包括事实上在他百般踌躇之际殷殷劝进，却在称帝后举兵讨伐的蔡锷等将领。这点和明朝崇祯皇帝哭叫“诸臣误我”的丢人现眼，实不可同日而语。

袁世凯表明，当初主张帝制和反对帝制的人都各有理由。他曾经再三推辞，甚至明令各地不准再进言，但想到政局方向不明，不能安定，也不是办法。

他从接受谏言到登基再到决定撤销帝制，都只是希望各方共济时艰，避免同室操戈，因此大转弯的种种问题，“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他的亲信也回忆他一再讲过：“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下野之后一个月就因宿疾谢世，不到57岁。无论如何，似乎没有记载他怪罪别人的说法。他一力承担两个大转弯的责任。

根据研究，他的长子克定确实很积极怂恿称帝一事，其他按赞与愤怒的表情则旗鼓相当，让人看不清。

他面对抉择，内心应该有大喜也有大忧，但在即位后还愿意因民意逆转，幡然醒悟急转弯，不以“国情”的名义大动干戈针对反对者，乃至郁郁而终。就此而言，我更相信他是因为身在千年变局之中，找不到北，做错了事；大转弯则恰恰说明他不愧为知错能改的铮铮好汉。

然而回顾这段转弯史，必须记住，那是百多年前的事。

袁世凯的错，错在无前例可循，无足够知识可借鉴；后人就没有这些理由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