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不难看出，特首李家超很努力地要交出一份有水平的《施政报告》。他用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四点希望”和青年发展来编排分章，积极地尝试招商引资引才、增加房屋供应。他亦延续上任以来的勤力作风，订立了过百个工作指标，督促政府团队。

在楼市下行、地产商施压之下，李家超只是允许外来人才在成为永久居民之后退回买家印花税，其他“辣招”纹丝不动，无疑展现了他“硬净”的一面。为了解决房屋问题，特区政府承诺未来十年熟地供应量将达3280公顷，并且在未来五年兴建约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以尽快改善公屋轮候者的居住环境。然而我们不难估计，绿化地带建屋不一定得到环保人士的支持，征收棕地将会引起更多作业者的反对，“简约公屋”的质素不及传统公屋，增加供应是否就能控制楼价也属未知。
 
政策未必治本　甚至引起问题

每一个政策都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但能否见效，抑或会引起更多其他问题，却不容易说得准。李家超提出要在 2027 年或之前吸引至少100间创新科技企业落户，并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以招揽年薪250万、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的人才来港。但我们都知道，企业以及人才是否落户一个城市，看的不只是便利措施和优惠政策，还看营商环境以及发展机遇。更何况不少本地创科企业也在挣扎求存，以及香港名列百强的大学多达五间，每年毕业生数以万计，他们自然会问政府在“抢企业、抢人才”的同时做了多少来“留企业、留人才”。

这份《施政报告》在扶贫方面著墨不多，只得“共创明‘Teen’计划”、重组扶贫委员会以及考虑改革最低工资水平检讨机制。日前最低工资委员会才打算建议上调水平至40元，立法会议员张宇人便马上出来反对，形容是对企业落井下石。这种论调香港人都耳熟能详，每次争取改善劳工待遇的时候，企业老板便会抱怨营商艰难。即使是看似没有争议、应为社会共识的扶贫工作，林郑月娥亦曾强调不能期望香港没有贫富差距，便把分配正义的问题迴避了过去。而李家超的过百个工作指标中，亦没有对于减少贫穷人口提出半句承诺。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我们都希望家和万事兴，但现实是香港充满矛盾。收地建屋和保留高尔夫球场是矛盾，收回棕地跟营运回收厂是矛盾，发展绿化地带和环境保育是矛盾，抢企业、抢人才和留企业、留人才是矛盾，提高最低工资和雇主营商成本也是矛盾。无怪乎习近平在大陆政府“二十大”报告中既称香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亦指出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香港人未必习惯说“矛盾”，但这却是大陆政府政权非常重视的概念。大陆政府中央去年发布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便指出，改革开放时候中国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而习近平执政面对的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共同富裕的坚持亦可谓由此而来。

对于香港，早在2005年温家宝已曾指出“仍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2012年胡锦涛亦寄语梁振英“要清醒地看到香港社会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可惜来到现在，“二十大”报告仍然指出香港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就是说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仍未得到解决。

从正视问题到找出结构矛盾

过去，香港曾经对于矛盾视而不见。楼价持续高企，市民要住在纳米楼甚至劏房，贫穷基层朝不保夕，一些人竟然不认为是什么问题，甚至认为是必然现象，是能者多得、市场分配的合理结果。后来，大多数人都认同问题必须解决，但手法却只是过渡房屋、津贴资助。这就好像香港在金融风暴和沙士之后，单靠自由行来振兴经济，而不追求经济转型、发展新兴产业，非但不能真正振兴经济，而且产生了水货客等其他问题。

香港面对的矛盾不是一般矛盾，而是深层次矛盾，是结构矛盾，也因此无法透过只处理表面问题来解决。旅游业界希望放宽入境安排至“0+0”，但政府希望有效防疫、保护医疗体系，两者形成矛盾。而这个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香港的产业结构单一，无法以其他经济活动或「内循环」来抵消损失，亦在于香港的医疗结构失衡，公立医院早已不胜负荷。政府过去未能有效巩固经济和医疗结构，香港现在自然陷入两难局面。

中间落墨非办法　调理由深层着手

“0+3”其实是一个折衷方案，但它一方面未能阻止疫情回升，另一方面不足以振兴旅游。可见要破解深层次矛盾，不是中间落墨就可以。最低工资为了达成共识总得中间落墨，但资方一直嫌多而劳方始终嫌少。高尔夫球场只收回小部份发展建屋，但球会以及有会籍的政商精英还是嚷个不休。远一点说，美国在寻找联邦利率的平衡点，看来却无法同时避免恶性通胀和经济衰退；英国在脱欧之后无论如何与欧盟关系中间落墨，关税和贸易争议还是解决不了。

深层次矛盾，只能深层次解决。政府若能带领香港走出寻租经济，改变营商环境，尤其是把地租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吸引满怀梦想的创业者来此施展抱负”以及让香港人“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实现。只要“掌握土地供应主导权”的政策不是流于口号，农地、棕地该收回的就收回，绿化地带该保育的就保育，填海造地的用途规划得宜，市民“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的同时，其他土地用途的需要不是不可以得到满足。政府若能改革劳资关系结构，增强打工仔的议价能力，那么企业商家盈利的同时，发展成果绝对可以“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香港人“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革是一场大手术，难度不容低估，亦必然会遇到阻力。但正因为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早前七一讲话才提醒香港政府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并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到了“二十大”报告，他再寄望香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跟“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加起来已是“两破”。《施政报告》即使没有来一场轰烈的大手术，但李家超也得有中医调理身体般的思维，着手对深层次结构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