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孙兴杰

今年8月24日，中韩建交30周年纪念日，双方共同举行众多纪念活动。在美国急剧升级和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中韩两国的国家身份、角色定位及彼此认知，正处于变动与重构之中。此刻相较于纪念活动，回顾、反思并畅想未来中韩关系发展之路，显得尤为重要。

过去30年间，中韩两国高速发展崛起，自我认知、地区和国际角色均大不同以往。站在新起点上，中韩关系已超越双边范围，对地区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世界格局处于巨变之中，同属一个文明圈层的中韩两国，有可能也有责任发掘区域秩序资源，在“而立之年”为中韩关系奠定长久的和平与发展基石。

两国已建立利益共同体

中韩建交30年来，除可见的丰硕成果外，两国合作的基本框架也愈加稳固。可以说，30年间，双方关系历经各种挫折挑战，沉潜下来的思考、包容及愿景，成为中韩关系能够“立得住”的基础框架。理性思考中韩关系要更“立得住”需要什么？能够做什么？这或许比热烈气氛更加重要。

首先，中韩已经建立起具有韧性和弹性，且能够彼此客观对待的利益共同体。中韩在贸易、产业上的深度嵌套，是过去30年来取得的最显著、最实在且最具韧性的成果。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利益，关系到民众生活，从外交和国际关系底层逻辑来说，跨越国界的互动的不竭动力，源于民众对改善生活的需求，这也是东亚国家深深植根于历史传统的“民本主义”。

中韩的经济合作，从商品贸易到产业链合作开始，继而形成跨越国界的生产网络，这背后是两国人民对就业、消费、娱乐及未来的预期。

诚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韩之间在产业和技术领域的差距缩小，同质化竞争现象亦愈来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合作空间的减少，相反会促使两国企业和政府携手构建更加包容、中性的竞争市场。除此之外，两国企业竞争水平的提升，也有助携手开发第三方市场，从而达到优质产能输出，进而提升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美筹谋东亚铁幕 中韩俱是受损者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发生本质变化，是以产业链、供应链为特征的生产网络的跨国重新布局，这意味着市场秩序的跨国界链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就像一张网，如果要脱钩或建立排他性的小集团，就需将网割裂，造成的破损将是系统性的。

美国拜登政府推动建立所谓“芯片联盟”，其意图不外乎：第一，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世界主要半导体产业的生产制造商，纳入美国的控制轨道之中；第二，阻碍甚至逐渐将中国从半导体产业链中边缘化，如果形成两个“平行市场”（主要是技术和产业领域），美国就可将冷战初期在欧洲的“铁幕”搬到东亚地区。

对于这样的前景，包括中韩在内的东亚都将是受损者，尤其是韩国，恰恰会被落下的“铁幕”砸中。韩国在中韩建交30年之际，向中方通报关于加入“芯片联盟”的设想，并强调愿意扮演中美之间的“桥梁”，至少说明尹锡悦政府已充分意识到“芯片联盟”对韩国国家利益带来的重大挑战。如何维持、巩固和发展东亚生产网络，需要中韩两国做出更大努力。

中韩需就安全议题沟通协调

其次，中韩关系进入下一个30年，需要拓展合作领域，补齐安全合作短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局，愈来愈体现为要统筹安全和发展两大事项。地缘政治结构业已出现重大裂变，支撑全球化体系的安全基石发生动摇。俄乌冲突的教训昭示着，没有安全，发展成果可能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中韩两国需要在安全议题上沟通协调，避免双方关系因误解误判出现重大挫折。尹锡悦政府将导弹防御系统“萨德”问题作为韩国的国家安全议题，中韩两国就此议题已多次沟通，彼此关照对方核心安全关切，争取彼此最大限度理解，或许中韩就能开拓出安全合作的新空间。

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攸关中韩两国核心利益。朝核问题具有突爆性，是半岛乃至区域安全的重大挑战，而该问题升温必会造成连锁反应，无论是导弹军备竞赛，还是架设导弹防御系统，将迅即激起对立情绪，最终让相关各方掉入安全陷阱。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中韩两国是朝核问题的受害者，站在30年的转折点上，中韩关系的“立柱”必须包括共同面对和解决朝核问题，构建朝鲜半岛持久和平秩序。

超越欧洲均势政治  探索东亚秩序逻辑

最后，中韩关系要“立得住”并行稳致远，需要双方创新观念，发掘中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交往的历史智慧，共同寻找东亚地区秩序的内在逻辑。俄乌冲突的爆发对理论界的最大冲击，或许是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有没有解释力？用现在主流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能否解释及预测东亚的未来？从长时段来看，东亚在近代之前的500年间，基本上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相当长时间里，东亚是一个和平区域。

反观欧洲，500年前甚至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就处于战争之中，18世纪后大行其道的“均势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大国为了自身利益和尊严，可以牺牲小国；为了维持势力均衡，战争是大国政治的有力手段。

东亚和欧洲其实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19世纪中期后，欧洲秩序逐渐覆盖甚至取代了东亚秩序，由此造成了观念的“陷阱”，东亚国家开始以异域理论和观念，来审视自己及区域内国家间的关系。在俄乌冲突之后，除了欧美国家，还有东亚国家也在寻找亚洲的“乌克兰”，便是这种观念陷阱的体现。尹锡悦总统避而不见从台湾飞抵韩国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既是审慎外交的体现，也可视为超越观念陷阱的努力。

在美国拜登政府紧锣密鼓地推进印太战略的过程中，韩国及亚细安国家采取了谨慎态度，于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亚细安反对将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竞争引入区域内，便是印证之一。研究及探索区域和平中的“亚洲方式”，既要超越欧洲均势政治，也不可重复曾经的封贡体系。中韩两国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起来的东亚国家，在世界历史变局之中，肩负着探索国家交往模式及区域新秩序的使命和责任。

作者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