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京腔新韵

杨丹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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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题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学术论文最近搅动中国舆论，在知识界引发一场围绕“闭关锁国”的讨论。

这篇文章署名“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6月25日在期刊《历史研究》上首发，直到8月24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发上网后，才被外界注意到。

这篇近1万6000字的论文，剖析了学术界对“闭关锁国”问题的研究、“闭关锁国”的概念渊源、明清时期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以及当时的对外政策等问题。

文章认为，保守、落后、封闭不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会标签化为“闭关锁国”，而是主张用“自主限关”取代。

文章也论证了“自主限关”的合理性，强调“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对外部袭扰，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

由于文章作者是隶属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组成的课题组，《历史研究》又是中国历史类核心期刊，这篇论文让外界有了很多联想：这到底是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还是要借古论今、服务当下，是否在代表官方释放某种政治信号？

过去几天，这篇文章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也招来尖锐的批评。一些人认为，该文是在给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翻案，是要通过重新诠释历史，合理化一些当下的现实。有批评的声音指出：“考虑到当下的局势，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通过美化、赞扬、合理化‘闭关锁国’政策，打造理论和历史经纬支撑。”

平心而论，认定这篇文章是为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辩护、宣扬“闭关锁国有利”，有一定偏颇。文章虽然提出不能以“闭关锁国”全盘否定那段历史，并阐述了“自主限关”的合理性，但也对“自主限关”进行批判，提出这样做的局限性。

文章认为，“自主限关”的做法造成了消极防御，让明清统治者“自以为限关就可以化解西方人的入侵，就可以稳固江山”，殊不知这最终达不到有效防御的目的。此外，“自主限关”让中国对西方先进科技采取漠视态度，加剧了军事和技术的落后，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这篇文章搅动舆论，说到底还是因为人们对“闭关锁国”历史重演的担忧，而与这种担忧所对应的是当前中国所处的环境。

首先是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美关系处于数十年低谷，两国博弈范围持续扩大，华盛顿也在大力拉拢盟友对北京形成围堵态势。面对美国推动的“脱钩”“断链”，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严密封锁，中国高层一再强调要在核心技术上自主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佩洛西访台后，台海军事冲突风险骤升，北京相信也会对台海爆发战争等极端状况进行推演。特别是俄乌战争后，北京会从俄罗斯面对的孤立中汲取教训，更强调自力更生，加剧中国被迫封闭的担忧。

其次是冠病疫情。2020年疫情暴发后，中国坚持“清零”政策，严格“外防输入”，并在经济上提出“国内大循环”概念，寻求以内需保障经济。“清零”防疫政策高度限制人员流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深受影响。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松绑防疫政策、开放边境，中国僵化的做法给人留下“闭关锁国”的印象。

再者是二十大召开前的政治氛围。中共政治局会议星期二（8月30日）刚刚宣布，将在10月16日召开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领导班子将迎来换届。

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社会大局稳定对高层而言是重中之重，而各种干扰国内稳定的信息也让官方高度警惕，因此中国舆论环境面对高压管控。

这篇“闭关锁国”论文传开后，互联网上批驳的文章层出不穷，但好些在社交媒体上被屏蔽，更加剧了中国在言论和思想上走向封闭的观感。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果证明，无论是“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限关”对中国而言都不是出路。中国决策层在冠病疫情后，也在不同场合表态会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强调脱钩断供行不通。这显示北京意识到只有打开大门、与外部世界深度捆绑，才能避免被脱钩、被断链。只是相较于决策层的宣示，当下的局势还是让很多人看到了不太一样的图景，并为此深感不安。若非这样，一篇学术论文又怎能激起千层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