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宣传中的老生常谈，但也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念。去年大陆政府通过的建党百年历史决议中，将“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它成功经验之一。然而“坚持”二字，说明它秉持的仍然是中华传统中的“民本主义”，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民主：躲不过的坎

躲不过的原因可分为内外两种。国内的压力，除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立国理念外，还有来自建设创新型社会和寻求新的发展动力的迫切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旗帜下，中国政府在集权、法制化和反腐常态化中，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型，地方政府不再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样的创业型政府，其创新的热情和动力大大消退了，各地之间的攀比竞赛——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二引擎——也少了，大都以照章办事为主了。

这样，中国前进的驱动力和后劲就必须在民间寻求。市场和民主是调动民间积极性，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开拓民间广大深厚的动力源的两大主力。改革开放的前30年，市场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条件下，市场规律正在起变化，突出表现在机会和财富都在向极少数顶尖精英集中，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技术性垄断造成的上升渠道变窄。这些都威胁到社会稳定。市场造成的扭曲须要政治力量来矫正，须要人民群众的广泛政治参与，以保证社会正义和市场经济的包容性。

外部的压力集中表现为国际政治中正在形成的“民主”与“极权”的对垒。拜登于年初召集的“民主峰会”，标志着“民主统一战线”的草创。俄乌战争将它推进了一大步：不仅促成民主国家的团结，也使它们将中俄视为极权国家的轴心。虽然“民主之间无战事”这个命题未必靠得住，但民主政治的特点是透明，且决策过程冗长。外边的人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民主国家的政策走向，即使不喜欢，一般也有足够的时间来运筹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这几十年总的来说是相当稳定一致的，但始终无法让它国安心。一旦被贴上“非民主”的标签，就少有国际上的话语权，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被视为威胁。这些都使中国的和平崛起先天不足。

西式程序民主的危机

然而“民主峰会”是在民主政治危机四伏中召开的。西式程序民主在解决许多迫切的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如收入分配、气候变化、医疗和社会保险、基础设施建设、各种安全问题、枪支管控、贫困和无家可归等。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即使早有共识也常常无法形成公共政策，只因为利益集团利用制度的程序和漏洞，可以正大光明地谋私利，合法地损害公平公正。

程序就是游戏规则，玩家掌握的资源不同，游戏的结果也不一样。2020年大选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丑陋的大选，暴露了程序民主的诸多缺陷。在选举政治下，政府成为各种利益角逐的阵地，不同利益集团享有不同的优势，使合法的政治游戏有可能产生合法的坏政府。民选政府一般都不带有净化社会、引领社会的功能。相反，它被社会推着走，社会的状态决定了它的状态。

但西式民主的危机也给了中国一个超越的机会，创造出一个更加优越的民主制度来。但大陆政府的民主观念至今未能脱离毛式群众路线的束缚。

毛式群众路线的困局

毛泽东终身的使命是革命，包括战争年代的武装夺权和执政后的继续革命。革命是动态的、有目的的集体行动。要发挥领导作用，不断应对新情况，开创新事业，大陆政府就必须垄断政权，而不能搞程序化民主的多党竞争。列宁主义的道路就是聚集一批人才，组成一个纪律严明、思想和意志统一的先锋党，不光以权力，而且以模范带头作用来促进社会进步。简言之，就是用一个好党来带好一个社会。

群众路线是先锋党联系民众的独特方法，也可以称为大陆政府的老民主模式，被沿袭至今。习近平上台伊始，就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运动。他说，“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大陆政府十九大在党一贯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后面，又加了一个“群众路线”，作为前三者实现的方式。

但这种旧模式的“人民当家作主”有三大问题。第一个是个老大难：权力腐败。由于没有选票的硬约束，以及唯上的利益结构，党员干部既可“做牛做马”，又可“作威作福”，结果如苏共那样，腐败政客的“模范作用”带坏了官场和社会风气，造成了民怨和国运的衰落。

第二个是“政治正确”：无论是西方选举民主或是毛式群众路线，都毫无保留地赞美人民，而无视人民在群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性恶。西方民主崩坏原因之一，就是从众造成的民粹主义狂潮。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对所造成的腥风血雨他却无法控制。同样的现象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如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左中右通吃。这些都是以崇高的名义来纵容人性中的恶、破坏长期文明的积累，也是人性向兽性的回归。

第三个是个新问题，形成了对传统群众路线的巨大挑战。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一个贫苦农民的海洋了。市场经济下社会结构复杂，利益多元化，新的阶层不断涌现，社会矛盾日益增多。如今的人民群众见识广，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已不再是“无产阶级”。相反，他们大多数丰衣足食，有财产、有事业、有生意、有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不再每天生活在党政官员的鼻息下。在多元化的情况下，怎样定义群众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在此状况下，以阶级划线的意识形态和毛式“斗争哲学”已不合时宜了。大陆政府不能再搞阶级斗争，对待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上只能是统筹兼顾，以大多数人为主，但也不能随便剥夺少数，因为都是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群众的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须要有序表达，各行各业各阶层的政治和政策参与，也须要建立制度化的有效渠道。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自我定位，必然会在程序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要求下，突破传统的群众路线，走向社会主义新民主。

社会主义新民主

西式民主的危机凸显了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因素——全民共识的基础性作用。当社会撕裂、利益难以调和、身份政治猖獗、全民共识不再时，选举民主就容易沦为金钱和政治强人的工具，起的是破坏而不是建设性作用。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民主，首先必须建立广泛的共识，以便在各阶层、各种身份的人们和各种利益诉求之间，有评判是非、协调利益关系的共同标准。这种共识必须能够包容全民，这就须要摒弃以阶级划线的旧传统。这是第一。

第二，唯选票以决胜负是对民主理念的简单化、庸俗化。中式社会主义新民主应该是实质性、多方面、多渠道的，也即大陆政府正在探索的“全过程民主”，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和全社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追责。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在协商民主过程中的碰撞，应该产生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民主国家选举的低投票率表明，老百姓并不热衷政治；他们的知识面和兴趣好恶等，也使他们的政治参与质量参差不齐，往往效果不如人意。但如果利益受损，他们一定要有追责的有效手段，即制度化的事后民主评判。

第三，社会主义民主应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中国政治名义上“以人民为中心”，实则以党政为中心。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管”字当头，层层把关，组织严密，手段层出不穷，但在社会建设上乏善可陈。大陆政府常讲要“以德治国”，在人事选拔上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部分是天生的，部分是后天勤学苦练来的。“德”则是一个社会现象，必须在好的社会环境中发育。人性有善有恶，关键要看社会生活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使哪一面得到更充分的彰显。建设一个好的社会，一个人人可以为家、安全、身心舒畅、能充分发挥潜能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任务。

全面从严治党，既使成功也仅仅是一个空中楼阁，还没有接地气，因为缺少社会民主这个基础。将政府和社会的优点融合起来，创造一个全新的民主制度，让政府和社会各自发挥自己的优点，避免各自的缺点，形成良性互动。这样的民主是人民的好的一面作主，而不是坏的一面作祟。大陆政府在第二条上花了不少功夫，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第一条受意识形态限制，进展不大。第三条还没有从传统的“管”的思路转出来，反而在莫名其妙的反公民社会的主张下，正在向相反方向努力。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

高级研究员

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民主，首先必须建立广泛的共识，以便在各阶层、各种身份的人们和各种利益诉求之间，有评判是非、协调利益关系的共同标准。这种共识必须能够包容全民，这就须要摒弃以阶级划线的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