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果未合理分配给劳工

蔡英文2016年的总统就职演说曾经承诺要帮年轻人加薪，去年底与媒体年终茶叙再次强调，她已指示行政团队今年提出五大策略改善青年低薪问题。

新年伊始，行政院长赖清德便召集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部等相关部会研商对策，包括鼓励员工筹组工会、逐年调高基本工资、给予企业补贴诱因及奖励方案等，最快将于农历新年前公布解决方案。

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在去年底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说，台湾低薪的原因是劳动需求与劳动力没有增长，劳动需求不高与企业投资不振有关；劳动生产力没有提升则与少子化和人口老化有关。

劳资议价能力不对等

他还公开指出一个残酷现实——这二三十年来虽然企业获利增加，但劳工薪资并未获得应有的提升，即雇主不愿把经济成长的果实合理地分配给劳工。因此，他坚决主张政府应介入薪资分配，“自由人力市场常见‘市场失灵’，劳方的议价能力与资方不对等，政府应有所作为”。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资料，台湾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1%分配给受雇人员，营业盈余29.8%；到了2016年，受雇人员分配到的报酬下降至43.8%，营业盈余上升至35%。

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梁国源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问题在于没有健全的薪资报酬委员会，只要薪资报酬委员会去查核公司每年赚多少钱就可解决这个问题了。政府的监管机关应督促每个上市公司设立公正的薪资报酬委员会，推广到公开发行的公司，这个气氛就会扩散开来，（政府）光是道德呼吁没有效果，（设立委员会）即使（主张市场机制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也不会反对。”

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辛炳隆告诉本报，当初法律规定每个上市公司设薪资报酬委员会是为了打“肥猫”（坐领高薪的高层主管），表面上要求有劳方代表和外面的委员，但形同虚设，薪资报酬委员会的成员和独立董事都是由董事长找来的亲资方人士，“所以只要内部参与分配公平、加强劳工董事即可达到加薪的目的”。

产业结构还未完成升级

不过，台湾的产业结构迟迟未完成升级，难以摆脱“低工资、长工时”的模式。企业动辄以出走为要胁，无论是蔡政府或前任的马政府最后都只好与资方妥协，过去劳委会曾建议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公司设置劳方代表和外部公正人士的委员，但金管会并未同意。

拥有公权力的政府都偏向资方，更何况台湾97％的公司是中小企业，在144万家的中小企业中只有7%有工会，有劳资协商会议的不到5%。蔡政府将劳基法加班“弹性”交给力量薄弱的工会与强势的雇主协商，结果显而易见。

辛炳隆说，他曾经审查60本中学教科书，里面很少谈及平衡的劳资关系，其中59本强调劳方的“职场伦理”，甚至强调“切忌跟老板撕破脸”，也就是教导学生日后要做顺从的劳工。如果缺乏平衡的劳资关系观念，即使自己当了老板，也不太可能善待劳工。

“而且，台湾民众遇到卧轨抗争的劳工，往往只为了自己的交通方便而责备劳方，即使苛刻员工的企业也不会受到民众抵制，所以台湾这片土壤长不出工会，这不利劳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