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港澳突搜

戴庆成

大约是从七八年前开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社旗下的《环球时报》每年年底都会在北京举办一场规模颇大的年会，邀请不同领域学者就当年的全球性热点大事作一番交流。香港去年下半年爆發的反修例抗争运动，举世瞩目，顺理成章成为去年《环球时报》年会的主题之一。

当时我以香港媒体人身份获邀出席这个年会，并且参加了晚上的闭门交流活动。事隔半年，我在会上具体分享了哪些看法已经忘了七七八八，只记得期间我以反修例事件为例子提了一个观点，就是负责香港的官方部门太多，结果反而衍生出不少问题。

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中国政府一向由港澳办和中联办直接负责香港事务，但这两个机构由于在架构上是平等的，以致长期以来职能重迭，权责不清。远至回归前的鲁平与周南时代，近至近年张晓明和王志民时代，据说“两办”关系一般，在制订对港政策上经常有不同意见，并且不时互相牵制，屡被诟病。

上述情况，有点类似清朝驻外公使馆与皇帝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间的三角关系。据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1600—2000》书中所说，驻外公使和总理衙门同样是平行的，一在国外，一在国内。驻外公使遇有紧要事，往往是直接向朝廷陈奏，而朝廷也不经过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就直接向他发布指示。公使只负责将使馆寻常事件通知总理衙门，这种两头马车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

后来的事无须多说。中国国务院在今年1月以来陆续对涉港系统部门作出大调整，除了任命“地方老将”骆惠宁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又将港澳办升格由国家领导人统领，安排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兼任港澳办主任。中联办在新架构下隶属港澳办，不再是平起平坐。

时至今日，北京涉港部门架构重组三四个月后，产生了哪些效果？北京对港政策又有什么新变化呢？

若生活在香港的话，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北京对香港的关注力度正在持续加大。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除了“两办”过去几个月不时就香港事务发声，香港中联办更首次成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北京重组“两办”后的另一个改变，是当局不再以“地下党”的形式遮遮掩掩，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公然指点香港事务。譬如，有鉴于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停摆逾半年，港澳办、中联办上月就主动出击，不避争议和敏感问题，抨击泛民主派议员拖延立法会内会选举主席，指责主持会议的泛民议员郭荣铿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及违反誓言。

港澳办、中联办高调发声之后，香港警方也拘捕了包括李柱铭、黎智英在内的15名民主派领袖，指他们去年下半年涉及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游行。这次大搜捕顿时成了国际要闻，被西方媒体形容为北京进一步出手，借疫情期间进行政治“秋后算账”。

可以说，上述一系列动作正是北京强硬处理香港事务的新思路。当然，强硬不意味着可以带来良好的效果，毕竟港人对北京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很敏感。“两办”联手指点香港事务，在很多港人眼中是中央希望全面管治香港，这无疑会促进泛民阵营内部进一步团结。长此下去，港人只会对中央政府愈来愈反感。

无论如何，北京重整“两办”架构，以及从以往“边缘”步入“中心”治港，正反映出当局未来治港的全新路线已经慢慢成形。正如我以前引述已故作家柏杨的话说，中共对两岸统独的心态就像一个篮子，并不急着要统一，一直有耐性地在苹果树下等着苹果掉下来。但如果他發现苹果树要搬家，一定不会坐视不理。柏杨这个形象的比喻，也适用于北京看待当前的香港。

对北京来说，港人过去22年来因为民生或政治问题偶然闹一下脾气，也许能换来怜惜甚至小小让步；但持续而变本加厉的任性甚至追求港独，已经触动了北京的底线。近来中央政府的一连串行动已经证明，它已下定决心对其所认知的“一国两制”问题进行拨乱反正。

中国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两会）将于本周揭幕。据悉，北京届时将会出台对港新政策。从“两办”近来的动作来看，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并不令人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