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海腔新调

杨丹旭

冠病疫情逼得夫妻朝夕相处，双方终于看清彼此，决定余生不再将就？

前几天一则深圳离婚预约“一号难求”的新闻，让冠病疫情对婚姻的冲击成为话题。中国媒体报道，深圳民政局网站的预约系统中，离婚预约业务全部爆满，6月中旬以前，一个剩下的名额都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统计，今年1月到4月，深圳离婚登记对数超过同期结婚对数八成，这个比例往年不会超过三分之一。有深圳市民还在网上反映，想办离婚，连续几个月都约不上号。

冠病疫情近期已经不止一次被指造成离婚人数攀升。今年3月和4月，中国媒体就曾报道，西安、石家庄、上海等地的离婚预约在疫情后爆满，舆论还把这个现象总结为疫后的“报复性离婚”。

离婚预约“一号难求”有业务积压、限流控制等原因，疫情也确实改变生活，让婚姻面对考验，甚至爆发危机。

疫情期间，一些夫妻24小时在同个屋檐下朝夕面对，不但没有增进感情，反而让之前因距离产生的美感消失了。尤其是很多婚姻原本就暗流涌动，夫妻相处时间一长，摩擦和矛盾加剧，一些以前还能视而不见的问题变得无法回避。

有女网民吐槽，以前安慰自己丈夫太忙没时间照顾家里，疫情期间，丈夫隔离在家不工作，也一样不带孩子，一日餐三还要人伺候，“终于看清老公的真面目”。

冠病也成了一些婚姻的试金石，原本夫妻应该患难与共，有人却发现，疫情期间自己感冒咳嗽，丈夫的第一反应却是“千万别传染给我”，脆弱的婚姻就这样被一句不经意的话彻底击垮。

更极端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在封城期间长时间相处，增加了家暴者施暴的机会；疫情带来的生活压力也容易导致情绪失控，成为“亲密恐怖主义”的导火索。这样的次生灾害，不仅在中国发生，也是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下，全世界都在面对的社会问题。

疫后离婚多大程度是因疫情促成，或许得留给社会学家去研究，但中国人离婚率上升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很多观念都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80后、90后的青年，不再把离婚视为人生污点，价值观改变、自我意识增强、生活方式开放，以及男女社会分工和传统家庭功能变化，都让中国社会对离婚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中国民政部数据也显示，中国的离婚率已连续15年攀升。

伴随着“报复性离婚”的讨论，这两天中国舆论也在热议“离婚冷静期”的事。

有“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之称的民法典草案，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人大、政协年会）提请人大会议审议。这部为人生大事、生活琐事提供法律依据的法典，自然少不了婚姻相关内容。

据央视新闻报道，民法典草案中涉及婚姻的部分，将引入“离婚冷静期”，明确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离婚的，可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这样做的意图是给离婚设置时间门槛，减少轻率离婚、冲动离婚。

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中国网民不支持“离婚冷静期”。有人担心，冷静期会让家庭悲剧延长，一些女性可能在冷静期中受到更大伤害；也有人认为，冷静期是对离婚自由的干涉，如果冲动离婚后悔了，永远都有复婚的选择，何必还要有离婚冷静期？

同一名中国朋友聊到这件事时，她看出“离婚冷静期”的另一个作用：增加离婚买房的时间成本。这名朋友感叹：“以后离婚买房一定要早作打算。”她还很有把握地说，最近深圳抢着登记离婚的“多半为了曲线买房”。

这些玩笑话也道出了中国人特有的离婚理由——与政策博弈。早些年，中国很多地方出台房地产限购、限贷措施时，人们为了买房一窝蜂跑去离婚，这些当时还是新闻，现在都已见怪不怪。为了钻政策空子离婚的戏码，又何止在买房时才会上演？申请低保、拆迁补偿、逃避债务、税收，各种和利益相关的事情，都可能在中国成为离婚的理由。

所以说，中国人的离婚可比想象中复杂得多，背后的社会问题也不是感情纠纷和家庭矛盾那么简单。如果把离婚攀升的问题全部怪罪于冠病，实在对冠病有欠公平，疫情也要喊冤；而要指望“离婚冷静期”挽救中国人复杂的婚姻，好像也过于乐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