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激辩的合同条款

山东鲁地退出后，赵发琦的凯奇莱公司进入西勘院的合作视野。赵发琦，1966年生人，行伍出身，此前从事建筑工程行业，攒下了第一桶金。

2003年底，“当时和家乡的朋友聊天，说起西勘院有一块井田，说这是个商机”，赵发琦说，他当年主动去去找的西勘院。

经过洽谈，赵发琦以凯奇莱法人代表的身份与西勘院签订了《合作勘查合同书》（下称《合同书》），约定凯奇莱向西勘院支付前期勘探费用1200万元，以获取普查成果80%的权益。在此基础上，西勘院与凯奇莱以2：8比例出资，对波罗井田进行详查、精查，并以相同比例分享后续收益。

与此同时，凯奇莱和榆林人黄瑜以及另外两人也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三位出资者支付凯奇莱公司费用，而凯奇莱公司“必须保证其与西勘院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书的法律效力”，且“必须保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取得合法的完全的探矿权”，否则要承担三位出资者的经济损失。

黄瑜记得，当时赵发琦说，他和西勘院之间“就差钱了”。而对于黄瑜的说法，赵发琦未予置评。

赵发琦和西勘院之间的《合同书》，落款时间为2003年8月25日。这个时间甚至早于西勘院与第一个合作者山东鲁地的合同时间。

西勘院法律顾问陈锵（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与赵发琦的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2004年2月19日，赵发琦最初找到西勘院也是2004年年初。

“是凯奇莱要求把合同日期提前到2003年8月的，目的是为了规避21次会议纪要。” 陈锵说，西勘院签订这个合同只有一份，交给赵发琦去跑转化项目的。“你跑下来了，我们就把合同一补，就正式履行了。你跑不下来，就和鲁地集团一样退出。”

陈锵承认，西勘院当时的法律意识不强。在签合同的过程中，自身也有过错。

对此，赵发琦予以否认。“合同就是2003年8月25日签的。我签约时100%不知道（21次会议纪要）。”赵发琦说，他“正式知道”21次会议纪要时，应该是2005年。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凯奇莱在工商机关注册成立的时间为2003年12月，晚于《合同书》落款时间4个月。而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合同书》复印件上，盖有凯奇莱公章。

“签字是（2013年）8月25号签的字，章是后补的。”凯奇莱二审代理律师林鸿潮告诉新京报记者，签合同时凯奇莱还没有章。

对此争议，最高法的终审判决中认为，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合同不因缔约时凯奇莱公司尚未设立而无效。而且，即使是按照西勘院的主张，在2014年2月19日，双方当事人才在《合作勘查合同书》上加盖公章，也只能证明西勘院在凯奇莱公司依法成立后，通过补正合同缺陷的行为再一次与凯奇莱公司确认了合同的效力。

除了签订时间，另一处争议点是合同的性质。

合同中除了合作勘查的条款外，还提到与探矿权转让相关的内容。其中合同第11条约定，对于勘查成果，西勘院、凯奇莱按所占权益比例成立公司联合开发，或由双方协商，西勘院将所占权益转让给凯奇莱后， 由后者独自开发。

“勘查成果指的是精查以后的结果，这块煤田的储量情况。”凯奇莱二审代理律师林鸿潮告诉新京报记者，探矿权值多少钱取决于这个勘查成果。另外，合同约定了下一步探矿权转让的条款，“（签合同）最终的目的肯定是想转让探矿权。”

而陈锵认为，签合同“本身就不是签探矿权转让的事”。探矿权转让要经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才能生效，和其他合同不一样。

依据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各种形式的矿业权转让，转让双方必须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与探矿权转让相比，国土资源部并未要求合作勘查也须经过审批。依据《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不设立合作、合资法人勘查或开采矿产资源的，在签订合作或合资合同后，应当将相应的合同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新京报记者多次询问双方，这个合同是否意图规避审批进行探矿权转让？双方均未给予明确回应。

国土厅出台又撤销的65号文

当时，《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出台仅4年，国土主管部门尚未出台 “合作勘查”备案程序实施规范。

虽然12年后，最高法在终审判决中明确，合作勘查合同的成立、生效、履行，均不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备案亦不是合同生效的必备要件，但至少在当时，这个要求成了合同履行的“拦路虎”。

2004年3月，西勘院将双方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送至省国土厅备案时被告知，按照省政府21次会议纪要要求，西勘院需提交省发改委同意的批准文件。因为凯奇莱始终没有找到下游转化项目，拿不到发改委的立项批准文件，合同备案一直没有完成。

虽然事后，陕西省发改委明确表示，合作勘察项目不需要发改委审批，也不需要“三个转化”配套项目。但此合同却一直因为要件不全，未获得省国土厅备案认可。

凯奇莱公司为此不断抗争。2005年3月它向西勘院转账1200万元被拒收，、2005年5月，又转账900万元，这次西勘院财务收下这笔款项，并开出了一张“横山波罗—红石桥煤炭勘查收据”。

2005年12月，西勘院正式致函凯奇莱，称“鉴于双方未拿到下游产业立项批准，不能履行合同。”

凯奇莱并不甘心是这个结果。

在国土厅未获备案后，赵发琦多次向给陕西省主要领导投诉。有一次“措辞比较严厉，（该领导）看到以后可能就比较生气，要求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调查。”赵发琦说。

新京报记者也调查证实，2004年6月19日，陕西省陈姓副省长对凯奇莱公司一事做出批示。随后陕西省国土厅做出答复。2005年4月，赵发奇再次投诉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再次批示，并由省政府办公厅派专人前往国土厅调查督办，并出具“双方本着公平诚信的原则进行协商，如协商不成，可诉诸法律途径解决”的调查报告。当年7月28日，该主要负责人在调查报告上批示“转省国土厅研究处理”。

2005年11月8日，陕西省国土厅以“65号文”上报省政府办公厅，65号文中写到，经协调形成的意见包括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书》，“并同意合作勘查工作结束后，将探矿权转入双方合资成立的新公司或转入凯奇莱”；“合作勘查的探矿权人为西勘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