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隐晦”的改革充分体现在“三权分置”的政策设计上。因此，“三权分置”尽管是为了推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但有关当局也同时规定，严格限制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即“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这个口子不能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这个原则不能突破，要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等”。说穿了，在给“使用权”一些“流转”空间的同时，又把它关在了“笼子”里面。

从其主观意图来说，这一政策设计是让农民和农村分享国家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的成果。的确，这不仅仅关乎农民的权利，也关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权利和农村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一段时间是赋权农民和农村的，主要表现在生产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方面；容许农民进城打工（流动）也是一种赋权政策。但后来实现权利的途径越来越有限，到取消农业税之后，就没有可以赋权农民和农村的有效举措了。

不仅如此，很多方面，反而呈现出“去权”的趋势，例如，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得不到有效改革，城市化不能消化长年累月为城市服务的农民工，而城镇化则演变成为把农民赶上楼。实际上，对国家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而农民权利的实现是次要的，甚至只是附属品。现实地说，近年来实施的精准扶贫可以实现“保底线”的目标，但很难实现赋权农民和农村的目标。

“三权分置”可以再次赋权农民吗？真的可以让农民分享国家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的红利吗？从实际层面来看，这一政策的目标就是让农民在自己宅基地上盖房子，即可以用来实现自己居住权，也可以用来出租给别人。不过，这里的问题在于，就农民本身来说，居住面积已经够大，不需要再用宅基地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了。

除了居住空间的质量问题，大多数农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远大于城市。那么，谁来租赁呢？中国的三线、四线城市的住房已经过度，出现了很多“鬼城”。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城市人口仍然会继续向中心（大）城市集中，更多的小城市会演变成“鬼城”。在这种情况下，由宅基地改革所引导出来的农村“造房运动”很难改变农民的现状，如果不是恶化现状的话。

这一改革政策唯一可以发挥作用的，就是大城市周边的城乡接合部，因此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从有关部门对“适度放活”的表述来看，事实上也如此。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划，政府可能将会首先在一些城市化进程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进行有限度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和退出试点。

为增加租赁住房供应，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拓宽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增收渠道，按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的部署，京、沪、杭等13个城市正在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在试点城市，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开发运营，也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集体租赁住房。

很显然，这些实践已经发生多年了。就此而言，“三权分置”政策充其量也只是给那些已经存在的实践了事后的合法性。如果这样，人们不得不质疑“三权分置”政策的有效性了。决策者是否提问过一系列问题：这一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意识形态，还是为了在维护既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催生一些有限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们引入马克思的观点，那么就要继续问，这一政策在操作层面，谁来做？“谁来做？”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基本上决定了谁获益的问题。如果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让农民获益，那么就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执行者问题。

农村问题历史背景复杂

在中国农村问题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乎于“集体组织”。在毛泽东式的“人民公社”和农村“生产队”组织体系解体之后，农村的“集体组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高度流动等因素，使得很多地方的大多数农民并不在农村生活，原来农民所属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已经不存在。

但问题在于，决策部门一直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个事实，“假装”着农村集体的存在。很多政策都建立在这个“虚设”的“集体组织”之上。今天，在理论上，所有享有农民身份的农民个体仍然享受着人们称之为“集体组织成员权”的权利，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利，而成员权被认为是兼具身份权和财产权性质的特殊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