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意识形态“回归”　更多只是当工具用

郑永年坦言，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回归”。不过，十八大以来中共恢复的一些传统做法，究竟只是被当做一种工具，还是体现了最高层所要标榜的价值？郑永年认为“这个时候还难说”“也许两者都有一点。”

例如，规定“国企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党委”，这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回归，还是将党委的作用正式化？郑永年说：“如果你相信党不应该存在在企业里，你可能说这是倒退，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党本来就在那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以前躲在背后，不清不楚的，现在把它提出来，分配它一个明确的角色，那我是觉得，你也是可以说，这是一种变化。”

李光耀模式最适合中国

郑永年不讳言，这种改变的背后当然存在意识形态的因素，但他认为，中共采取的一些做法还是作为工具的意义多一些。

不久前，郑永年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十九大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可能是普京模式、蒋经国模式、李光耀模式，这三者之一。

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三者之中，他个人希望中国采取李光耀模式，并相信这依然是最适合中国的模式，李光耀模式的特点是开放的一党制，以内部多元主义来吸纳民主化的压力，并且将个人的权力转换为制度的权力。

反之，如果中国走普京模式，也可能导致台湾模式。郑永年解释说，普京模式是个人集权，制度权力很弱，这个结果“很危险”。因为中国民主化的基础已经存在，利益分化、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你这个时期集权可以，但以后呢？可能绷不住就会走向台湾模式。”

蒋经国模式是从威权走向多党制、政治多元，但看看台湾目前的形势，郑永年认为，是否要采取蒋经国模式，还需要重新思考。

在郑永年看，中领导人“还是希望像李光耀模式”，中国明年要设立国家监察委、军队改革走的也都是制度化的模式。“如果是想像普京那样一会儿当总统一会儿当总理，那就完全是个人化的集权，那是不一样的。”

“新加坡是制度比较集权，不是个人比较集权；要集权，如果没有李光耀这样先从个人集权转换到制度集权，还是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