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中领导人接班以后，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权力重构的问题，在这点上做得“蛮成功的”。“从权力重构来说，他（中领导人）把老人政治边缘化，花了很大的劲；通过反腐败运动把大的寡头都拉下来，然后是军队改革，重新树立党指挥枪，党牢牢地控制枪，以及反腐败。”

至于政策重构，即中国语境下的“顶层设计”，郑永年也认为“蛮成功的”。一方面，本届领导层让中国经济平稳下行，实现中高速增长，避免了经济动荡，这方面应该肯定；其次，2013年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2014年四中全会决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项改革设计也非常受到欢迎。

然而，很多问题出在第三个层面、即执行的方面。他说，2015年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经济与社会规划（十三五）等于行动方案，该方案的其中一个进步意义是提出了精准扶贫，而扶贫工作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毕竟一直在进行。

郑永年说：“三中、四中全会的目标，也做了一点，不是没有做，比如依法治国，现在十九大后是不是要成立国家监察委？对一些旧制度的改革、包括法院的改革也是在做，只不过大家感觉不到，进步不够快。”

高层做了决策、制定了顶层设计，但政策执行度不足，这又与十八大以来权力重构的大力推进有关。“你几个方面一起来，大规模反腐败会影响政策执行，集权也会影响政策执行，这也是自然的，也是会有影响。”

沿着这个思路框架分析，十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一是将个人的权威更快地转换成制度权威，即权威重构；其次就是将已确定的顶层设计执行下去，“不要老是放在纸面上”。

决策、执行、监察权中国自古的“三权分立”

郑永年解释，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中国政治的三权是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几千年来一贯如此。从十八大至今，决策权足够了，监察权也在累积，但执行权这一块需要强化，需要形成有效的执行团队。

因此，十九大后需要做到“放权”。郑永年说：“一是要有新的工作团队，十九大后肯定要的嘛，第二个要把权力放给他们。”而中领导人第二个任期最大的风险，正是权力“分不下去”。

郑永年直言：“权力有一个自我扩张的逻辑，一直往集权的方向发展，分权不下去。这个方面风险很大。”

他说，监察权的作用是针对执行、监督执行；而决策这一层又不赋予执行层权力，那执行团队就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间，犹如手脚被捆住。当前，中国的执行权已经蛮弱了，如果十九大以后决策权、监察权继续强化下去，执行权将更为弱化了。这个问题归根究底，也是决策、执行、监察三权怎么平衡的问题。

“以党领政，我觉得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会走下去的，但不能是以党代政，对于执行权，你要支持，不是代替它。今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到党政分开不可以，党政分工可以，那要分工啊，你不能不给他工作做。”

除了顶层的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如何平衡的问题，在中间层面，郑永年指出，十九大后面对的风险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处理？这同样是个分权的问题，即中央能不能把权力分给地方政府？当前地方政府出现债务等各种困难，这些问题要如何解决，既发挥地方动力，又防止失控？

此外，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力量也要平衡。郑永年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依靠地方政府、国企、民企和外资“四条腿走路”。如今地方政府和国企被捆住了，民企也因为各种原因不作为，外资又撤离。再者，中共十八大前，中国的民间社会、像广东的社会组织很活跃，现在被压下去了。原来是各领域在发展，变成了主要是中央这条腿在“走”。

郑永年警告，这反映的是结构性的失衡，有可能导致中领导人一再强调要避免的“颠覆性错误”。

他说：“最大的错误不是一个小错误，所谓颠覆性的错误，就是结构性地犯错误，那就会导致危机了。其他的现象，民营企业、资金外逃都是失衡的结果。因为没空间了得跑掉嘛，有空间他哪里会跑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