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选择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实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法治中国建设呢？应当说，十八大四中全会的“法治”并非狭义法律概念上的，而是一个广义概念，法治涉及到执政党、政府、军队、经济、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尽管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其自身的逻辑，即使学习外国经验，也是以自己为主体的学习，并非照抄照搬，不过，就政治发展和变化经验来说，人们预测很可能会是如下三种之一。

第一，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一些人担心中国会走上俄罗斯普京模式，因为和俄罗斯一样，中国自十八大以来也经历了大规模的集权。普京式的集权更多是个人集权，而非制度集权；普京本人非常强大，但其背后的制度被大大弱化。就中国来说，尽管集权需要，但人们希望不是个人集权，而是制度集权。像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需要相当的制度集权。

实际上，任何近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不过，中国的集权实际上已经和俄罗斯的集权方式区分开来，即集权主要是制度集权，而非个人集权。最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新设领导小组的正式化和透明化操作。这些领导小组的设计是为了克服既得利益（往往和旧制度体系有关），为了顶层设计和推进改革。不过，这些小组的运作方式已经和以往的领导小组区分开来。正在试点推行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更是一个大的制度进步。

第二，蒋经国模式（或者称西方模式）。这种政治变化方式可能性比较低，但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很多重要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党内民主、集体领导、社会民主的稳步发展等，如果进展缓慢，那么也很有可能开始大规模的政治民主化运动，无论是以自上而下还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

从东亚社会来看，一旦发生民主化，最容易走向美式民主化。韩国、台湾已经走上美式民主化。中国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对民主化运动式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展现了民主化的可能方式。美式民主化的动力包括地缘政治因素、世俗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等等，这些因素一旦发生作用，就会产生强大的政治动力，形成政治未来不可预测。不过，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的经验已经表明，这种民主化会对一个社会产生如何的影响。

第三，李光耀模式。李光耀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制度集权模式。李光耀拥有无可争议的巨大个人权力基础，但其伟大之处在于李光耀并没有成为个人专制，而是把其所拥有的个人权力转化成为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权力。在制度集权的方式下，国家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即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拥有优良的社会制度体系。

今天，即使新加坡的政治因为各种因素也在变化，但高程度的制度化使得新加坡不会受政治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继续领先亚洲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来说，诸多条件也可以促成自己走上这条路，通过制度集权，完成法治制度的建设，在此基础上，把国家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建设比较完备的社会制度体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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