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媒体普遍关注TikTok在美国被禁用以后，转战中国的另一款应用小红书的美国“数码难民”，更有趣的是媒体上关于中美网民“大对账”的报道。我本人并不是这些应用的用户，但所教的美国学生中，去年就有在论文作业中，对禁用TikTok表达困惑和不满的人。当然，大学生即使不满也无可奈何，然而，2025年初的这场两国普通网民的直接交流，折射出两国民间交往、社会现状以及信息流通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第一，中国人可能缺少某种意义上的最初原创性，但对任何袭用形式的改良能力极强；而中国式创新常常不是体现在初创上，而是在后续的完善、改良、扩展。在这方面有另一个例子——现代酒店业及一系列管理模式始于美国，而美国远较其他国家为高的生活水准和超前意识，也使得美国的酒店业成为全球业内标杆。然而，很多年过去，如果今天有意识地去比较同级，哪怕同品牌连锁酒店，在中美两国的实际服务水准，至少在我的经验里，中国远胜美国，因为东方文化有着特有的灵活性和对人的关注和诉求的回应。在台湾，酒店服务人员遇到我提早回房间时，会抱歉自己还在工作，令人感动；美国四星级以上酒店则普遍设施陈旧，服务敷衍粗糙。

因此，中国人设计的应用，一般都会考虑用户的多种需求，实现一种小而全的状态。用户使用一款软件，既可以交友，也可以分享日常，也可以实现商业目的以改善自身财务状况，就像微信既可以聊天，也可以支付，也可以做旅行需要的种种预定一样。这些都和中国人特有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宇宙”哲学思维有相当的关系。在实践中，这种操作当然令不同用户各得其所，而且感到有趣。现代西方文化当然有高度专业性和科技性的一面，但同时也高度僵化死板，极为无趣。有趣，也是中国开发的应用能吸引美国年轻人的重要原因。

第二，美国人之所以在中国的应用上大吐苦水，交流诸如房产税、日常生活费用、物价等个人信息和不满情绪，实质上也因为平时没有多少真正表达自己的机会。

我在2024年1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上，万字评述美国大选时，就指出我所观察到的重要现象：美国多数普通民众在现实中消极、无力、失语和认命，以至于只能寄望于四年一度大选和某个候选人的承诺。我的观察后来被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在纽约遭当街刺杀，而凶手却赢得普遍同情的案例所证实。在这起案例中，美国大公司的贪婪和屡次拒付，不仅击穿人伦底线，而且完全逾越任何法规和政策监管。普通民众呼告无门，恐怕一篇批评文章都发不出来，才会导致这个法治国家出现中国小说《水浒传》一样的孤胆英雄替天行道的桥段。

美国人在今年初的“诉苦大会”同样说明，普通美国人面对收费到死的房产税（政府）、巨额的医疗费用（大公司），根本无可奈何，只能消极承受。在我看到的一则美国人的小红书评论中，还出现一个在美国很常用的口语短语“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你没什么可做的）。我一直认为，美国人这句口头禅，真正暴露社会中低收入的普通人弥漫的无力感。当然，这种面对自己国家种种制度的无力感，非常容易被引导到对其他国家的攻击上。这样，美国国内大公司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全部被化约为“外国人抢走你们的工作机会”，于是皆大欢喜。

第三，美国人通过恐外和排外获得情绪满足，也是因为没有和其他国家人民直接沟通的渠道。美国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同样是被大公司操纵的电视媒体宰制。底层民众一般会认为《纽约时报》这类媒体太高端和左派，而习惯依赖电视新闻，但电视新闻对美国以外的地区都没有好话。固然，媒体起到“批判”的作用，但批判矛头全指向别的国家，这自然无法帮助经济上没有实力出国的美国人正确认识世界。

在2025年初，中国的社交媒体或许是很意外地成为美国人直接了解中国人真实生活的渠道。这里既不是美国媒体专业制造的报道和评论，也不是中国官方有时刻意进行的宣传，而是一些真实、实在、接地气的资讯，例如中国大学学费究竟是多少、助学贷款如何获取和偿还等最具体和直接的议题。

如果我有机会和美国人如此交流，我也会说，在全球医疗服务排名第一的台湾，我亲身经历过在没有本地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不经预约，临时“加号”的经历。我不仅看了医生、照了X光，还拿按日配好、分别封装的几种药。这一切在半天之内，在台北一家繁忙拥挤的医院内完成，总费用不超过50美元。不论从效率、质量、费用上看，这都是在美国无法想象的，也是美国人不会知道的。

现代个体化的社交媒体平台，确实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并没有“发明”这些，但在人类历史上，原创发明者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把既有的东西不断改善、打磨、提高，而这个过程可以长达几十上百年。

人们肯定福特使汽车商业化和大众化的功绩，也赞赏和敬仰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但是这些并不能担保美国生产的汽车和飞机，在后续的市场上一直占有优势。一旦核心技术被掌握，其他民族完全可以后来居上，而在这一过程，中国人头脑灵活，思维活跃（比如车掉进水里可以变成船行驶，就已经成为现实），在意人的多种需求，追求方便的优势会显露出来。不幸的是，今日美国的当政者和立法者，已经成为一群和大众以及青年群体脱节，和数码时代的生活方式绝缘，被恐惧和敌意操纵心灵的“老保守”（old guards）。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