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在中国经济调控中被寄予厚望，因为外部因素越来越不可控，而内需中最有潜力的就是消费。中国社会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约为40%，跟美国近70%的水平无法相比，也远低于全球平均约57%的水平，与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明显不相匹配。所以，要想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非“消费”不可。

消费水平低的原因很多，并且是有共识的，居民债务杠杆过高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大都处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购房等需求猛增，但社会分配机制改革滞后，新市民的生活开支，尤其是购房资金，大部分要靠借债来补足，积累下来，就造成居民负债率过高的局面。当居民收入主要用于偿还债务后，消费增长必然乏力。在中国，因为存在土地财政的问题，土地收益与政府财政收入高度关联，地方政府的助推，额外抬高一部分房价，间接加重居民购房的债务负担。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始终未能厘定，应当由政府提供和商业购买组合而成的社会保障不够完善，让大部分居民无法形成老有所养的恒心，不敢大胆消费，而是选择存钱养老，造成消费不足和储蓄率过高并存的现象。

除了上述这些公认原因外，另有几个因素其实更值得关注。一是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问题。这与国家体制有关，在政府为主掌控社会资源的情形下，居民收入自然会受到抑制。依此逻辑，社会保障应以政府而非市场主导，但良性循环尚未形成，加重居民消费能力乏力的现象。

第二是政府采购消费品的占比持续下降。在传统模式下，中国的公共部门时常会采购大量生活用品，作为福利发放给职工，实质上是一种隐性分配。此类分配方式对于拉动消费的作用虽然缺乏公开数据，但绝不可低估。近年来随着行政透明度提升，以及对分配公平性的关注，类似的隐性公共支出受到限制，或者转换为工资发给公职人员，直接进入消费领域的公共资金因而大幅下降。

第三是社会管制扩展到部分消费领域，这是社会治理方式改进的结果。典型如教培行业，因事关子女教育，培训开支在大部分家庭的消费结构中占比巨大。但在教培行业整顿之后，大部分同类开支转为私下交易，无法统计在社会消费数据之中。又如餐饮、娱乐等传统消费行业，受到行政支出规范化和反对奢华浪费等因素的影响，客源大大减少，整体收入逐年下降。

第四是中国的宏观调控更重视生产部门，一直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在GDP增长过程中唱主角。货币政策也更多倚重银行向企业放贷，推动扩大生产规模；财政政策则以政府投资为主，直接注入消费领域的资金偏少。

除此之外，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在变迁，消费习惯明显改变，追逐奢华、彼此攀比的现象已成过去，简约实用的消费理念为更多人所崇尚。这是一种正向趋势，但短期内显然会影响消费数据。

由此可见，消费不旺并非简单的经济结构问题，而是与长期累积并形成路径依赖的发展方式有关，甚至与社会体制也密不可分。

历史上，消费以及消费主义并非正向价值，与资本主义等范畴事出一源，尤其在农耕文明和集体主义观念中，崇尚节俭、艰苦才符合美好道德的标准。但在市场经济作为通行体制和普遍价值被接纳的时代，人本精神、消费主义等，已经成为社会文明风尚的基本内涵。所以，拉动消费不仅要靠宏观手段和结构调整，还须从价值塑造和生活方式引领等更为长期的维度着力，方能从根本上破解消费不振之困局。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退休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