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社会联系委员会，主要是应对“孤独”这一全球性的“紧迫的健康威胁”，不分贫富地在世界各国加速推广解决方案。根据世卫说法，缺乏社会联系或孤独问题已经不分贫富国家或年龄层，具有严重后果，可恶化多种疾病和健康风险，包括中风、焦虑、痴呆、抑郁、自杀等。缺乏社会联系带来的早亡风险，与吸烟、过度饮酒、缺乏活动和运动以及肥胖等相当，甚至更大；它也和焦虑或抑郁有关，会推高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将此视为全球卫生优先事项，并将与各国分享有效的干预措施。

孤独现象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在东亚社会越来越受关注，随着独居者越来越多，孤独死案例也频繁出现。本地社会去年首四个月就发生11起独居者死后一段时间才被发现的新闻，单是去年11月，媒体就报道了六起腐尸案，令人难过。

人是社会化的生命，但21世纪以来，城市化社会形态转变加速，到今天，个人科技产品的普及应用，使这一转变达到高峰，独居变成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严重削弱了社会化对生命的意义。

单身、少子或无子、子女与父母不同住等现象，导致核心家庭瓦解的比率提高，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开住，加剧老年人陷入独居的可能，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尤有甚者，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等科技产品能虚拟去世的亲人或其他亲友，被看成能给单身者带来慰藉的发明，似是重建亲情，其实是深化错觉，给人类提供借口，免除与在世亲友建立互动与情感纽带的努力，结果是沉溺在虚构世界，加剧脱离社会。

今日孤独死者或许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但随着社会形态剧变加深，下一代的孤独死者，可能是因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后所导致。不能忽视的是，孤独死不仅发生在老人身上，中年或初老独居者，也可能因健康或体力问题导致来不及救援。

新加坡政府持续创建各种设施与活动，吸引更多老龄人口保持活跃，延长健康年岁，这些努力都值得肯定。更根本的做法，是重建人际或情感纽带与联系。完整家庭的情感纽带往往系于父母身上，但在老人家走后，孩子之间或上下辈之间的联系能否维持活络，甚至同屋共住，是值得重新提倡鼓励的社会价值观。

日本学界明确指出，孤独死问题是社会纽带转弱的结果，人们以为是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最终可能走入独居死的惨状，一些中年独居者在来不及准备的情况下死后，遗产继承人竟是年迈的父母。日本每年有3万多孤独死案例。新加坡卫生科学局数据则显示，过去三年，平均每年处理约30具至45具无人认领的遗体。韩国孤独死人数近五年增加了四成，台湾有约三分之一的户籍是独居者。数据都让东亚相对富裕的社会不得不产生警觉。

独居、没有较活跃的社交生活、无业以及慢性病，是孤独死者普遍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可能导致其他心理问题，进而加剧孤独处境。本地不时被发现的囤积癖住户，也是孤独死的高危案例。除了指望义工组织协助，其他社会的一些建议也包括鼓励亲人多打电话问候，以及鼓励年长者同住。日本在社区建立包括医生、护理师与社工的家访护理制度，就近上门解决老人医护问题同时关照生活情况。但若能恢复亲人合住或比邻而住的传统，应该更有帮助。这需要老幼世代都学习相处方式，而与年长者相处的教育应该从学校开展，让年轻世代重新建立这一认知。

研究老年学的本地学者汤玲玲曾指出，日本和新加坡都有蛰居现象，主要原因是父母辈没有很好地引导孩子融入社会，现代科技产品则加剧了问题，年轻时缺少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久了会加深社会退缩行为。其解决之道，很大程度在于家庭教育与社会宣导，包括重建紧密的亲属关系与强化人际相处之道的认知等等。人生何其短，莫让终点太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