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近期看似趋缓,但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任美格(Meg Rithmire)认为,中美竞争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却又缺乏互信,已陷入安全困境循环。
中美元首去年11月在旧金山会晤后,两国关系看似稍有解冻,经贸层面也恢复事务性沟通,美国贸易代表署去年底更宣布,将延长对中国进口产品301条款豁免期限五个月,到今年5月底。
不过,分析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结构未变,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仍将对中国实施“小院高墙”围堵政策。
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也从1月起,针对汽车、航天、国防与其他重要行业的100多家公司进行调查,以追踪美国公司对中国晶片(又称芯片)技术的依赖程度。
熟悉中国政经研究的任美格星期四(1月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以“经济相互依存已死?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中美竞争以及亚洲的未来”为题,发表专题演讲。
对于中美竞争的本质,她认为,这是源于两国存在高度经济相互依存所产生的安全困境。
任美格指出,过去10年中,中美之间最大的对抗集中在企业层面,例如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祭出禁令,对中国采取出口控制等。
她认为,这与美国对俄罗斯基于传统安全威胁所实施的经济制裁不同,而是源于经济相互依存的新型安全困境。
任美格指出,中共早在21世纪初就意识到国内经济发展,可能对政权安全构成威胁,因此通过推动对私营企业掌控、国家掌控企业股权,或者推进党国在民营企业治理的角色等,甚至要求跨国公司表达政治忠诚等等,以确保政治、经济安全,而现在更是如此。
她分析,这种对民营经济的高度控制,令欧美担忧将构成实际军事安全威胁,因此对中国相关企业实施制裁,并试图脱离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又加剧了北京对政权安全威胁的不安,进而加强管控,欧美见此则加强反制,最终在双方层层加码下,便陷入安全困境循环。
任美格也提到,在这种情境下,许多跨国企业一方面开始感受到来自母国的政治压力,希望它们移出中国;二来也确实感受到中国变得不那么友善,纷纷转移生产链,寻求“中国加一”,以分散风险。
不过,根据她初步与35家跨国企业访谈的结果,这些跨国企业早已在中国形成复杂且不可取代的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退出中国市场将使他们失去商业优势,更会失去创新和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
因此,任美格认为,即便美国希望大多数公司停止在中国的投资,转向印太地区,却终究难以实现。而这些企业未来将如何决定,很大程度会影响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值得政治学者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