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考进大学的压力还不够大，学校系统的僵化结构则使情况变得更糟。青少年抑郁的另一个原因是孤独。对中国来说，好消息是有直接的政策解决方案。首先是摆脱僵化的、中央计划的学校教育。第二步是取消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限制。这些限制正在分裂家庭，使农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企，年轻人日益感到幻灭，其中许多人“放弃”了工作，这引起全球媒体和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标准的说法是，这一问题与中国最近的经济增长放缓有关。事实上，这个问题要深刻得多。

中国青年的抑郁症发病率上升，已经潜滋暗长了几十年，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僵化的教育体系、过去的生育政策，以及严格的迁徙限制。中国青年的童年和青春期都在无休止的紧张学习中度过，以致身心俱疲。上一所好大学被视为获得一份好工作的必要条件；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根据户籍制度，大学文凭是在城市合法居留的唯一途径。在城市，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6446元（美元，下同，约8500新元），这使人们能够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相比之下，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仅为2533美元，意味着生活相对贫困。

如果说考进大学的压力还不够大，学校系统的僵化结构则使情况变得更糟。九年义务教育后，孩子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普通高中，而通过率只有50%。没有通过考试的青少年只能上职业高中，注定要从事低薪工作。

因此，中国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认真学习。他们不仅要上学，还要接受昂贵的课外辅导，参加音乐或国际象棋等课外活动，而这些活动带来的回报并不明显。为了缓解部分压力，政府禁止营利性质补课，并禁止公立学校教师兼职提供此类服务。但这只会增加更多压力，因为家教的价格随着供应减少而上涨。

现在，上海和北京的富裕家庭，每小时要为上门家教支付120美元至400美元，而非富裕家庭的孩子则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以弥补父母再也负担不起的家教费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乡村和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是孩子。如今，除非是节假日，否则很少看到孩子。即使在周末下午，操场也是空无一人，孩子们都在室内学习。

青少年抑郁的另一个原因是孤独。因为1979年到201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地区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与政策出台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不同，此后的几代人甚至没有表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典型的独生子女，比有兄弟姐妹的同学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抑郁。自2010年以来，5岁至14岁儿童的自杀率增加了五倍多。

家长也承受着巨大压力。除了照顾孩子，大多数城市的中年夫妇还必须照顾四位年迈的父母。相比之下，在拥有约4.91亿人口的农村地区，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并不那么严格，这意味着成年人通常有兄弟姐妹分担负担。但有了孩子后，他们就面临更大的压力。许多人必须到城市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但户籍限制使他们无法把子女带在身边。如今，约有11%的中国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这意味着约有6900万儿童被留在农村地区。

原本可以和孩子一起的农村家长，开始面临另一个问题。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约30万所农村学校关闭，12%的小学适龄儿童和50%的中学生，往往必须到很远的寄宿学校上学。因此，许多农村成年人必须长时间工作，才能让出生几年后就必须与他们分开的孩子接受教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他们的孩子最终成才，他们团聚的机会甚至更低，因为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在城市永久定居。

2018年，平均有35%的中国成年人表示患有抑郁症。农村地区和妇女的这一比率高出50%，普遍的抑郁症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危险的，预示着未来经济停滞、低生育率和其他问题，让人想起1990年代之后的日本。

对中国来说，好消息是有直接的政策解决方案。首先是摆脱僵化的、中央计划的学校教育。地方政府应该能够决定建造多少所学校、招收多少学生，每所高中和大学应该决定招收哪些学生，包括那些小时候可能不擅长考试的大器晚成者。政府仍然可以监管学校，但应下放和分散大部分决策权，以提高系统的灵活性。仅此一项，就能为幼儿及父母减轻不少压力。

第二步是取消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限制，这些限制正在分裂家庭，使农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随着总量增长的放缓，这一解决方案变得尤为重要。农村地区不能坐等下一轮增长。他们须要获得与城市家庭相同的机会。此外，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填补工厂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来提高生产力。虽然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高薪工作，但制造业和装配业仍有3000万个职位空缺。

这些政策并非没有代价。改变学校制度的努力将引发现有利益相关者的抵制，而允许自由迁徙会加剧城市拥堵。但这些措施也会带来明显的好处，即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中国年轻人及其父母的心理健康。

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北大学全球贫困研究实验室联席主任，中国经济实验室创始主任

英文原题：Why Are So Many Young Chinese De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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