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处飘扬的国旗，划破长空呼啸而过的战斗机群，陈洁仪暖人心扉的《家》声声入耳的回荡，不断提醒人们，国庆日又来临了。

身为被召入特警部队后，又重新被征召入武装部队的“双重国民服役”一代，看过仓促建国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每到8月总会无限感怀，庆幸国家“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又能如常欢庆生日。

今年是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百岁冥诞，想起他生前曾为这个“被迫独立”的蕞尔岛国的生存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还发出“一百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的天问，更是感触良深。

年年难过年年过，我们总算安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而且在克服早年的生存难关以及一次又一次重大危机后，渐入佳境，甚至飞黄腾达。看着眼前的现代都会、繁华盛景，有多少人还会对新加坡的继续“存在”存有疑问，尤其是在富足之中成长的年轻一代？

然而，正如到访新加坡多次的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不久前一次餐叙中说的，新加坡人似乎充满忧患意识，总是在担心国家的未来、在为长远的将来做打算，像废水的回收以及水供的长期规划、海平面上升的防患于未然等，都是明显例子。过后又看到她在脸书上的贴文：“有‘忧患意识’的国家很多……忧患意识，在别的地方，往往变成内部的倾轧或用外部的压力来巩固一方权力”，但是“这个城市国家，由忧患意识出发，却以加速的科技创新来做准备，最近了解到新加坡如何设想一个灾难性的未来——水资源严重不足、粮食发生全球危机等等，然后以尖端的科技研发来面对那样的未来。”

龙应台的观察力是敏锐的，她说的一点也没错，至少对年长一代国民来说，忧患意识似乎已深深植入我们的DNA，抹除不了，制约着我们，并内化为生存的本能和动力，这也可以说是建国总理留给我们的一份精神遗产吧！

也许就是这种“总是在担心着国家的未来”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在环顾四周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时——不断鞭策着我们前进，务必要跑在别人前面，而且要尽量与追逐者保持一定距离，用时间换取生存空间，以迅速的发展累积全方位的生存能力。

忧患意识“逼”出诸多成就

这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总是能在许多不同领域的国际竞争评比中名列前茅，无论是诸如机场、海港、水供、电供这类重要基础设施方面，或经济竞争力、城市建设、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教育表现、科技应用、医药照顾、环境保护、廉政肃贪、宜居程度、法治维护等等，我们总能交出亮丽的成绩单，这些都是媒体时常报道、大家耳熟能详的客观事实。

这些有目共睹的成就，可以说是被忧患意识“逼”出来的。

吊诡的是，国际奖牌拿多了，人们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有些人甚至感到“赞美疲劳”，开始质疑新加坡为何要这么“怕输”，样样都要争第一，为什么“要活得这么辛苦”，放松一点过日子不是好吗？一些人还指媒体时常报道这类新闻是为了讨好政府。

他们忘了，这些国际性调查并不是新加坡要求做的，而是一些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商业咨询公司等为了不同目的，主动并个别进行、并且向全世界公开发布的。这些国际评比的结果，为跨国集团、环球投资家和各类人才提供“到哪里发展最理想”的宝贵参考资料。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在国际评选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在良治、亲商、稳定、安全、廉洁、宜居等各方面都表现突出的国家，往往就能吸引到高素质的投资和人才，而这些都是持续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活力所需的外来动力；无论是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都能制造优质的就业机会，而资金和人才的积累往往又是互为因果、互相推动的，形成良性循环。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新加坡完全没有丝毫放松的本钱。作为一个完全没有腹地、没有天然资源，面积比一些国家的大城市还小的岛国，我们也根本没有“去全球化”或“脱钩”的条件。

驻外大使讲述国际机遇经验

除此之外，这些国际调查报告也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参照标准，让各国政府可以看到在不同领域表现突出的国家，从而选择可以参考的楷模或合作交流对象。由于在许多领域树立了可供国际借鉴的标杆，新加坡成为不少国家寻求合作的对象，这也给我们带来大量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巩固我们的生存实力。国庆期间驻外大使纷纷回来述职，让我有机会在一些闭门会议上听到不少这方面的故事。

当然，我们也不是在所有国际评比中都取得优异成绩的。在一些有关自由民主方面的国际排名中，新加坡往往靠后。一些较广为人知的例子包括：“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2023年报告就指新加坡的自由程度只得47分（100分是满分），只是个“部分自由”国家；“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2023年的新闻自由排名中，新加坡在180个国家中名列第129；《经济学人》的2022年民主指数报告说新加坡只是“部分民主”国家，在167个国家中排名第70；“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2023年的报告继续对新加坡的人权记录做出劣评，尤其是恢复执行死刑的事。

上述报告中有个别的调查方法完全谈不上科学严谨，有些所根据的事实明显偏颇片面，尤其是关于新闻自由和人权记录方面，但姑且听之吧。无论如何，它们已成功在西方世界将新加坡描绘成一个缺乏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如果这还不够的话，美国从2021年开始主催的世界民主峰会连续两届没有邀请新加坡参加的事实，无疑是以行动证明新加坡的“不民主”了。

这个反差岂不说明：一个在西方眼中缺乏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可以在照顾人民福祉、提高生活素质、维护基本人权等方面有优异的表现（甚至比许多西方国家优异），日子可以照样过得很好，甚至比许多被认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好得多？

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之际，冷不防又看到一个给新加坡送来的国际桂冠。

美国的“研究发现”（StudyFinds）网站最近报道一个新的调查报告，大标题引人注目：“新加坡是世界最佳国家？一项新研究将美国列为第23！”进去一看，原来是德国一所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维尔茨堡大学（Julius-Maximilians-Universitat Wurzburg）的研究报告。它在6月29日发布这份“2022年国家特性指数报告”（2022 Stateness Index report），指出新加坡是全球功能最高的国家（the highest functioning state）。

这个结果如何得来呢？根据报告书阐明的研究方法，“国家特性指数”是通过对173个国家长达72年（1950-2022）的数据，以“总体数据和分项数据”方法进行绩效比较和政策分析，测量“国家特性”和国家素质，并据此对3500多名专家进行调查而得出的结果。

德国调查：新加坡是最好国家

报告在调查分析后认为：新加坡因其法律、缺少暴力和行政管理而成为最好的国家。排在新加坡后面的九个国家依次是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爱沙尼亚、卢森堡、挪威、比利时、新西兰和德国。也许因为这是一个非英语国家的大学所做的调查，没有引起国际英文主流媒体注意，至今只看到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新加坡在这所德国大学的调查中又获得一个“世界第一”并不太让人意外，更引起我兴趣的是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一个国家的运转功能是否良好，并不总是与民主有关。例如，新加坡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它的国家地位（statehood）却独占鳌头。”

另一个有趣的结论是：“改革做得好可以改善治理，若只是换政府往往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这两个结论，对于正迎来58岁生日、即将步入耳顺之年的新加坡，深具意义。

至今为止，新加坡向世人证明了，即使被西方批评为不民主或是“民主异类”，我们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终于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在良政善治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但给人民带来幸福，也保障本身的继续生存和发展，还成为许多国家模仿学习的对象。

问题是，新加坡这种“非常态民主”能维持多久？我们是否终将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走上“换政府”这个被西方主流政治思想视为民主进程的必由之路？

这种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无法想象”的事，近年来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想象。国际上太多例子证明，实行一人一票选举制的民主国家，最终总逃不过陷入民粹政治的宿命，哪怕最先进最“成熟”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也是如此。新加坡能抗拒这种大趋势吗？能抗拒多久？

其实，从近年来的国会辩论以及社交媒体上日趋激化的言论，已可明显看出，民粹主义已经在新加坡萌芽生根。将复杂的问题过度简单化和对立化、不断鼓动反精英和反建制情绪的民粹诉求，是最容易讨好选民，从而争取选票的。若让民粹主义在本地滋长，换政府应该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假如政府犯了严重错误，或执政党爆发什么重大丑闻之类，这个时间还可能更早到来。

关键问题是，换了政府之后的新加坡，是否还能在国际竞争中继续胜出，继续作为一个“高功能的国家”正常运转？若根据上述报告的结论：换政府对国家高效运作的影响是不大的。

果真如此吗？趁着与朋友谈论最近高潮迭起的部长涉贪案件和政坛桃色事件，向他们抛出这个问题。这群人都是建国一代或立国一代，在远虑近忧的冲击下，多数忧心忡忡。

大家七嘴八舌，但也许因为都处在同温层，看法很相似：由民粹政治导致的政党轮替，往往会使国家陷入没完没了的政治恶斗，造成国会僵局、行政瘫痪、社会撕裂、经济停滞、资金和人才外流……当政客为芝麻绿豆小事争论不休，聚焦眼前的政治利益，只为赢得下届大选进行盘算谋划之际，还有谁会为防洪百年大计、水供和粮供等诸如此类关乎国家长远生存和子孙后代利益的长期规划操心？

当政治不再稳定，社会不再和谐，资金和人才都被吓跑时，国家还能继续繁荣昌盛吗？经济还能保持活力吗？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还能维持吗？我们还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继续存在吗？

更重要的是，这种无休无止的内耗，政治恶果的不断轮回，我们这个“鼻屎般大”的小红点能承受多久？海平面上升或粮食断供，大国人民还有内地、腹地和天然资源可以倚赖，新加坡人靠什么？

也许是天气太过酷热的关系，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了，好像“换政府”就将发生一样。

想得太远了吧？难道又是忧患意识在作祟？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