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方彪先生在5月6日《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文章《以“北平模式”统一台湾？》，提出“眼前难以再现北平模式，倒不是现在没有傅作义”，但“中国大陆不容易找到适合私下谈判的台湾对象”。看来林先生并未深入研究过平津战役，不了解“北平方式”形成的条件，因此文中提法有可商榷之处。目前难以在台湾再现“北平方式”，关键问题并非能否找到适合“私下谈判”的对象，而是能否创造出“北平方式”的条件——尤其军事条件。

有必要指出的是，1949年以来，大陆政府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使用的都是“北平方式”而非“北平模式”。除“北平方式”外，他们还提出了“天津方式”与“绥远方式”。朱德在1949年4月11日指出，“天津方式”是指“对不投降而顽抗的敌人坚决消灭”；“北平方式”是指“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是指“在边远地区及无关紧要地区，可以暂时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以待日后改编”（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北平方式”的真正核心问题，并不是找到傅作义那样的“和谈”对象，而是使傅作义从不愿意转为愿意“和谈”（乃至签订协议）——这主要涉及“北平方式”的军事前提。实际上，1948年11月下旬平津战役开始时，傅作义对“和谈”仍缺乏诚意，但他后来又是如何不得不走上“和谈”之路，乃至最终签订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平津战役前夕，傅作义收缩军事部署，放弃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等要地，以应对大陆政府获得辽沈战役胜利后的新形势。当时傅属下国民党军队主要部署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三地。平津战役从大陆政府军队进攻张家口打响，傅作义派嫡系第35军增援张家口。第35军从张家口返回途中，被大陆政府军队困于新保安。傅作义令第104军救援，但未成功。其后第104军、第35军先后被消灭，而驻守张家口的第105军也在突围过程中覆灭。这些部队属于傅作义嫡系，对他打击极为沉重。在他属下还有不少中央军部队，但指挥起来并不如意。

在第35军被困于新保安时，傅作义已决心与大陆政府“和谈”，但他提出的条件大陆政府不能接受。到1949年1月6日，他又派少将处长周北峰等出城谈判，10日，后者与大陆政府方面指挥平津战役的林彪、聂荣臻在《谈判纪要》上签字。不过，傅作义未下决心接受该纪要，这样战事并未结束。

他给国民党天津守军的指示是“坚守就有办法”（时任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后来回忆）。大陆政府方面决定用攻克天津逼傅作义就范。

1949年1月14日，大陆政府军队开始进攻天津。经过29小时激战，天津易手，国民党守军被消灭。

此后北平彻底成为孤城。有必要提及的是，日军在侵占天津时期就开始修筑碉堡工事，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方面予以大规模增修（美军在这方面也曾有所作为）。此次天津在短时间内失守，对傅作义打击必定很大，并彻底动摇坚守北平的决心。1月21日，傅作义方面与大陆政府方面代表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22日协议见报。

后来叶剑英谈到过“北平方式”的军事条件：“和平解决是必须用军事条件作基础的。如果没有天津、张家口的解放，把北平完全孤立起来，傅作义是不会接受和平条件的”（参见《叶剑英军事文选》）。可见他认为，攻克天津、张家口，应视为“北平方式”实现的军事条件。

就台海局势及演变而言，如果中国大陆想以“北平方式”统一台湾，让台湾方面接受“和平条件”，就必须要创造出和平解决的军事条件。然而就现阶段来看，军事条件远未具备，这是“北平方式”未能实现的真正障碍。

由于未创造出“北平方式”的军事条件及其他相关条件，即便亲中的政党在台湾执政，也不会有重要人士愿意扮演傅作义的角色从事“和谈”——包括前总统马英九等都如此。但是，倘若“北平方式”的军事条件及其他相关条件完全具备，台湾应会有人或主动或被迫去当傅作义。林方彪先生观点的局限在于，他未谈到“北平方式”的“关键”所在——那就是特定军事条件的创造。

作者是历史学博士、旅加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