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用，是大国的应有之义。但历史上很少有大国胜任，美国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干脆拒绝这个角色。他在黑云压城的1990年，提出了著名的28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当时的形势同今天惊人相似，都是发达国家联手制裁“邪恶”的大陆政府政权，只不过天安门换成了新疆。 

但有两点不同，一是中国的国力今非昔比，用可比价计算，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3830亿美元（约5097亿新元），人均333美元。2021年的相应数字分别是18万亿美元和1万2656美元。有人说中国今天有底气了，不用韬光养晦、应该大有作为了。

但另一个不同点对中国却很不利：199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满10年，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仍在期待着中国的西化演变。当时美国的老布什政府在国内舆论和国会的巨大压力下，一边不情愿地制裁中国，另一边却偷派特使到北京商量如何维持两国关系。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日本连装都不装了，很快就恢复同中国的经贸关系。

一加一减中国压力更大

今天的形势则是西方精英和民众高度一致，不仅都不再抱改变中国的幻想，而且一致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巨大威胁，甚至攸关生死存亡。一加一减，中国所面临的压力更大也更持久。 

中国是否应该回归邓小平方针呢？抑或不再守拙，应该勇敢出击呢？这是个两难的困局：守拙不一定守得住，出击也不一定能赢。本文假定中国已经无法退回去守拙了，只分析若是出击，会有哪些有利因素、哪些不利因素。

不管是守拙还是出击，大陆政府都必须面对和1990年相同的问题，即西方加给它的恶名。可以说这30几年来中国实质进步巨大，名声改善甚微。

究其因，与大陆政府的血脉有关。本来人们都以为“共产党国家”早名存实亡了，现实中的中国，有些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邓的“韬光养晦”完全可以瞒天过海。不料大陆政府却突然返祖归宗，开始强调它的正统血脉，用旧瓶子来装改革开放酿出的新酒，似乎忘掉了西方曾同共产党阵营打了40余年的冷战。早已成就的恶名，现在顺理成章地安在大陆政府头上。 

这实在有些冤枉，因为今天的中国同毛时代有天壤之别。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恶名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例如美国两党对大陆政府“邪恶”的共识，在它的压力下，任何对中国温和的看法都犯忌，更不用说友好的言论了。

支持美国继续当头符合中国利益

最近，中国有人因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反华言论而骂他，说他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但在美国的舆论环境中他不得不如此，否则就会被边缘化，再无影响事态的能力。应对挨骂的办法并不是以眼还眼，用圣雄甘地的话，就是“以眼还眼，世界一片黑暗”，战狼外交没有奏效，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不当头的理由有很多。首先，当头就会被认为是向美国挑战。据邓小平的观察，战后跟美国跑的国家大都兴旺了，而跟随苏联的都很穷。中国改革开放后向美国靠拢，从美国和它建立与维持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但中国的强大使美国改变了态度，它不仅从慷概大度变为斤斤计较，而且还全力针对中国。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但这并不等于要成为对头。中国还远远没有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经验和资源，支持美国继续当头，符合中国利益。

其二，世界在百年变局中前途未卜，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无法控制，连美国都感到无能为力。中国能管好国内的事情，但能不能管好国际事务完全是个未知数，迈向未知要非常谨慎。

其三，中国尚缺乏当头所需的广泛认同，只有第三世界的认同远远不够，发达国家才举足轻重。真正的软实力来自国内，美国对外张扬跋扈，但连骂美国的人也往美国跑，觉得在那儿过日子比较靠谱。一旦成为超级大国，“内外有别”“不干涉内政”这些说法就不灵了，人家会从你的内政来判断你未来的行为，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威胁、是否接受你，世界秩序在你的主导下对它们有利还是不利。显然，中国的火候还没到。

最后，当头会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承担没完没了的义务。中国“闷声发大财”的时代也是崛起最快的时代。这里，领导人同民众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参与国际事务对领导人来说是青史留名的机会，各国领袖都乐此不疲，但成本却要老百姓承担。比如，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人的计算，美国仅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总花费，就达3万亿美元，全是老百姓买单，而国内则百废待兴。不能不说这是美国国力衰竭、政治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当头也不是没有一些有利条件。比如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重组，连创始者美国都不满，嫌负担太重；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国家也要求修订这个以西方为主的秩序，希望中国能够挑头。西方在政治经济遭遇的困难，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再看好西方发展模式，有意另寻出路，改换门庭。

这些确实创造了历史机遇，中国也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新安全观”等概念；搞了一带一路，筹建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最近还成功撮合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连基辛格都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重建和平秩序的一个重要力量——这个乱世非常缺乏这种力量。

中国须改善国际形象

但中国的挑头会被西方认为是对现秩序的挑战。西方国家一边在乌克兰同俄罗斯较劲，另一边在推动同中国脱钩，它们对中俄的针对正在将二者推向结盟。一旦结盟，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巨变，争夺第三世界就会成为主战场。没有任何国家，包括西方联手，能够从外部整垮中俄联盟，后者的处境会比冷战时东方阵营有利得多。但代价是中俄都会逐渐落伍，这是被上一个冷战证明了的，这次可能使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泡汤。

所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挑大梁似乎为时过早，许多准备工作都没做，或者没做好、做足。

首先是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声誉。近年来中国连发三份全球倡议，而且是它在发达国家民调中声望最低时，这说明自我感觉良好。这里有个人性的陷阱，大国尤其容易掉进去，像美国那样干了许多力不从心、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其次是争取更加广泛的认同，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这会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高超的技巧，应该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潜移默化过程，是对旧秩序改良而不是革命，因为中国是现秩序的受益者。这里存在着一些误区，容易犯错误。 

中国似乎对为什么自己的崛起，会被认为威胁到他国的生死存亡，还很不理解，甚至觉得是有人故意编造，以煽动反华情绪，因而不值一驳。这样的态度很容易打死结，因为这牵涉到人性和文明的一些基本特点，不能不认真对待。

没有国家会认为自己是个威胁，它们都认为自己是好人，代表正义，这就是人性。纽约的世贸大厦遭恐袭后，美国国内爆发一场热烈讨论——“他们为什么恨我们？”（Why do they hate us？）这个问题对中国人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来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但对大多数善良正直的美国人来说，这是很真诚的问题：我们这么慷慨大方地援助你们，为你们争人权，推动民主自由平等的正义事业，哪点可恨？

恐俄症恐中症

俄罗斯和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恐俄症和恐中症在周边国家相当普遍。俄外长拉夫罗夫甚至拿它开玩笑来表示难以置信。大国很难体谅中小国家的感受，总是想当然。要当好头，对他国的共情和理解必不可少，否则当它们由害怕而倒戈时，就会大吃一惊，并大骂白眼狼。强则必霸，这是西方文明的公理。中国光说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没有用，必须拿出实例来并一以贯之，否则中华文明的“天下论”说服不了人。事实上，西方国家往往认为中国外交更接近19世纪的现实主义。背景不同，理解也就不同，这就是文明的冲突。 

一个更现实的危险，是大陆政府正在大力提倡的斗争精神。斗争精神，斗争本领，斗争意志，这些都通往人性中恶的本能，都不适合和平时期建设和治理一个大国，特别是在必须遵守客观规律的高科技市场经济时代。

美国内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选战中政客的斗争精神太强，斗争手段太龌龊，在没有斗争或可以合作的议题上也要缠斗，对他们来讲，政治就是表演。

中国在文革中也斗得天昏地暗，伤痕遍地。血腥和暴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当时所说的“派性”，连毛泽东对它都束手无策。他的理论很高大上：“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必要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现实很骨感，他不明白理论上的“阶级友爱”代替不了人性中的恶。“派性”发自人的本能，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无关，只不过是借后者发泄出来而已。在原则性的斗争和缠斗之间没有隔墙，斗争哲学也同中华传统中的和谐、和为贵的理念不兼容。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