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气候损失谁买单?

时间:2023-03-25 07:5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四面墙外

黄伟曼

从工业革命以来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不断推进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已是经过数据核证的结论。发达国家欠了许多“气候债”这个说法,在许多气候相关的讨论中,也因此逐渐成为普遍认识。

如今这甚至延伸发展成另一论述:只要是富国,就有道德义务作出更多贡献,协助其他能力较有限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本周发布的一份综合报告,总结此前在第六次评估(Sixth Assessment Report)阶段各个相关报告的内容,也罕见地聚焦探讨如何确保“气候正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不断强调,遭受最严重气候灾害影响的国家,往往都不是气候暖化的罪魁祸首,而是受害方。

他也指出,气候定时炸弹滴答作响,虽然所有国家都应加快应对气候变化,但富裕国家更应按下实现净零排放的“快进按钮”。同时,他首次提出希望发达国家尽可能在2040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早于一般国家2050年的最后期限,并呼吁必须在今年以内敲定全球“损失和损害”(Loss and Damage)基金的捐款和赔偿细节,开始为面临气候变化影响的“极脆弱”国家,提供它们所需的资金。

然而,探讨所谓的气候正义,却也意味着将全球变暖上升为伦理和政治问题。这其中涵盖的复杂性,在亚洲国家之间更为彰显。

过去不曾在气候大会上列入议程,也没有国际公认定义的损失和损害,在去年于埃及举行的COP27气候大会上终于获得正视。不过,200多个国家同意设立一项损失和损害基金后,先不说具体应如何向发达国家调动资金、谁应承担责任且谁又该获得赔偿,如今未理清,负责于本月底开始探讨这些细节的一个过渡期委员会,完整的成员名单也迟至本周才定下。这当中的原因便是,有两个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席位出现多国争抢。

值得玩味的是,联合国最终发布的完整名单里,确定由六个亚太区域国家来分占这两个席位。包括: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首的中国和印度、面对严重气候灾害问题且近年来在气候正义议题上踊跃发声的菲律宾和巴基斯坦,以及在富裕国家行列中却仍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韩国与沙特阿拉伯。

对于竞争如此激烈,埃及首席气候协商员莫哈末那舍(Mohamed Nasr)早前在记者会上说,亚洲多国都希望能坐到谈判桌前,因为各国对于损失与损害议题的立场与观点都“非常强烈”。

以中国为例,其立场就因为它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双重身份而变得微妙。中国也是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国际上因此越来越多的声音质疑中国是否应该归入发达国家行列,或至少应更加积极地作出贡献,甚至是发挥领导作用。

接下来,中国与韩国等过渡期委员会成员国在损失和损害上的立场表述,相信对新加坡而言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它在“富国就该为气候灾害负责”的论述下也面对不少压力。青年组织新加坡青年气候行动(Singapore Youth for Climate Action,简称SYCA),最近就针对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国会提出的论述表达不满。

傅海燕是在国会质询中解释新加坡身为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时,首次提到新加坡也是“潜在的索偿方”(potential claimant),引来SYCA发表公开声明表达惊讶。该组织措辞强烈地指责新加坡“在考虑自己国家利益时也该有限度”“拿这些资金反映我们对邻国所受灾难毫不关心”等,希望政府澄清它无意索赔。

对此,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发言人已回应,表示SYCA的陈述并非完全正确,重申部长只是就事论事地阐述了新加坡目前因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而可采取的立场,且强调现阶段针对损失与损害基金讨论谁将捐款、谁将索偿下定论,为之过早。

笔者认为,不论是中国或新加坡的例子都显示,亚洲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观点非常多元,各国在气候适应与减缓方面所面对的经济压力也不同。因此,仅依据富国就该付款的概念,去定论谁该为气候暖化负更多责任,实则是将问题过于简单化。新加坡就经常重申,自己是四面环海的低洼小岛国,在应对海平面上升方面要付的账单已经不小。

亚洲这些富裕或经济规模较庞大的“发展中国家”,许多都在政治上不愿意太早做承诺,或直接扛起气候灾害的账单,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向真正要负起责任的工业发达国家索偿。与此同时,除了透过仍未有定数的损失与损害资金发放之外,这些国家也能透过债务减免、技术转让、知识共享或是人道主义援助等不同渠道,先直接给邻国援助。

着急于解决气候问题没有错,追求正义也是美好的理想,但在气候损失与损坏的谈判与协商中,或许亚洲国家更应秉持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原则,以争取最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更好结果。一般民众也不应被“富国付款论”牵绊着,而应更有智慧地了解静观其变的重要性。

作者是区域环保媒体与咨询公司益笔思(Eco-Business)编辑部助理主任

不论是中国或新加坡的例子都显示,亚洲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观点非常多元,各国在气候适应与减缓方面所面对的经济压力也不同。因此,仅依据富国就该付款的概念,去定论谁该为气候暖化负更多责任,实则是将问题过于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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