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脉搏

去夏移民局为简化电子出生纸的内容，略去父母籍贯等，引起不小的争议。此后经过社会舆论的不断发酵与讨论，官方最后决定收回成命。对此我认为，这反映了本地华人宗乡社团以及个人的身份焦虑。因为对于地缘性社团而言，抽掉了籍贯标志，就剥夺了自身凝聚力的根本要素。比如本地最具代表性与实力的福建会馆，入会还是要求申请者的“父亲”必须为福建籍。一旦无法，或者很难证明个人的籍贯来源，旧有的排他性地缘体系就面临彻底崩塌的危险。

籍贯的重要性，团体往往比个人更敏感。本地年轻人中，不少已对旧籍概念印象模糊。尤其是落地生根多代后，对原籍的记忆只剩下父母出生纸上的汉字。籍贯对于拥有资源的宗乡社团更具有意义。像我这种来自非传统新加坡人祖籍地的新移民，若加入新移民组织则所受地缘限制极少。说到底还是因为即使加入这些纯粹带联谊功能的新移民团体，并无多少“实利可图”。但如果要加入拥有很多附属名校且“有钱有势”的福建会馆等，则难如上青天。可见，本地的主流宗乡组织对籍贯更敏感。政府淡化籍贯意识，固然可能会让本地华人失去对文化传承的直观提醒，更重要的还是来自眼前的直接威胁。

籍贯对于当代人的有形作用至少没有过去那么大，但处在早期异域移民社会中的人群则非如此。艰难的生存环境使人们只能通过乡情、亲情来抱团取暖。新马地区从17世纪起，形成了以义山、宗祠为雏形的互助组织，它们联络乡谊，为乡亲服务，并最终由于殖民官方的间接统计方式，又有了基层自治的管理性功能，并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像抗战期间，本地侨领一声号令，各界华侨就可以动辄百万元计地大额募款来支援中国前线。此时的华侨社团，也与故国存有很强的跨国互动关系。

所有这些，都随着新加坡建国而彻底改变。新加坡华人正式落地生根，华人社团也减少对故国的情感依赖；华人社团的基层治理角色更逐渐让渡给政府职能部门。再加上1949年后，新中两国间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更使本地华人社团处于新中两国的双重夹缝之中。两国交往彻底中断的30多年，让本地华人社团失去文化上的源头活水。到了1980年代，随着本地教学语言向英语的转变，更使本地华社在新加坡基层社会中的角色进一步弱化。只是由于同时期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才使经济诉求强化了本地宗乡社团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宗乡会馆本身具有的跨国身份认同，在某种情况下，又会与统一的新加坡身份打造间存有一定的张力。这在新移民社团身上更为明显，尤其是当新移民社团领袖个人具有一定政治职位时，更容易成为异国政治宣传的传声筒，弱化帮助新移民落地生根的本有职责。特别是随着近些年来逆全球化的狂澜，以及东西方对抗的加剧，新加坡的华人社团也将面临更多的政治抉择与考验。

新马地区的宗乡社团历史，甚至比中国境内的士绅会馆还更为久远。目前中国较早的会馆大约成立于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地区兴盛起来则要到清代。它最初大多是与明清社会的绅商出资招待各地进京赶考的学子有关，以后又逐渐成为一个资本、文化、经济、政治各阶层精英共同活动的场域。简单来讲，就是由旧有资本与实权人物赞助未来的知识精英，后者在进入权力阶层后又继续回馈这些会馆，实现有明显族群文化特征的人群的良性循环。中国的会馆并不存在新加坡宗乡组织过去的基层治理职能，却有更具弹性的社会与文化职能，因此可以成为本地宗乡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南。

未来的新加坡宗乡社团，存在的价值还在于，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之中，保持本地旧有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以此来构建新加坡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因为从异域到本土，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适应与再造认同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它们还可以通过构造以血缘、地缘、亲缘为基础的跨国人际关系网络，来延展新加坡的物理国境线。最后，它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文化场域，来构建一个各界社会精英与庶民从事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交际场所。这可能正是今后本地宗乡组织角色转换的潜在目标。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