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张炳良

我先前在《明报》本版两篇文章〈香港vs.新加坡〉（2022年10月11日）及〈错过香港 有何所失〉（2023年1月4日）提出：当香港不再是自由和“can do”（一切搞掂）之都时，就怕被新加坡取代；而说好香港故事，须回答为何不能没有香港，而这又是怎样的“香港”？

上月，BBC驻东京记者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发表“Japan was the future but it's stuck in the past”的评论文章，BBC中文网译作〈“失去的三十年”：日本曾代表着未来，但它却陷于过去〉，结尾这样说：“日本是会逐渐变得无关紧要，还是会在有朝一日重塑自我？我的头脑告诉我，日本要想再次繁荣，就必须拥抱变革。但一想到它会失去使它如此特别的东西，我就百感交集。”今天的香港同样令人感慨——她会否变得无关重要？

香港曾代表未来 但却也是陷于过去

九七回归，一国两制，香港曾代表有着无限可能的未来，但却也是陷于过去，以从前的制式经验和心态去定义充满变数的未来，致回归后25年走了不少弯路、错过不少契机。多年政治折腾，使社会变得躁动，缺乏互信和安全感。很多人怀缅其历史风光和特别，对其未来却心情复杂——或仍亢奋，或变悲观，或追求虚妄的延续。

官方的论述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说的是大道理，但人心浮动，人才流失，年轻世代感到迷惘。乱后必兴？有国家支持必会再次繁荣？疫后重开必然重返国际中心？总不能想当然，港人须理顺思路、自强不息。自强不止靠大兴土木，更需固本培元，做好人心工程，关键在于治道。

新加坡现对香港“格食格”

世界不再一样，“香港”作为城市符号，除标榜过去传奇外，欲掌握将来，需放下傲慢和心障，切实变革，回应本世纪巨变，不再原地踏步，或陶醉于追忆。再论“香港vs.新加坡”，因可作思考未来的切入点。

第一，新加坡最有条件替代香港。双城皆传承英式制度的社会，但新加坡比香港更全面，实行西敏寺式议会民主，英语为日常语言，既亲近西方又维持与中国友好，定位于亚洲及国际交汇枢纽，近20年经济创新走得比香港前，社会凝聚力和官民互信度优于香港，管治阶层重领导力、勇于改革。虽为小国，却具中型国家规模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新加坡现对香港“格食格”，处理冠病病疫比香港进取，去年率先走出疫情，全年经济增幅3.8%，香港却见负增长3.5%。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尽管香港于回归初年已打造“亚洲国际都会”品牌，实际上不重视经营亚洲；而新加坡长期站稳亚细安，兼进入中国大陆及南亚，也早于香港开拓伊斯兰金融商贸。所以，香港对新加坡不具相对优势（可阅近年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第二，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对新加坡有利。上世纪二战后，香港处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特殊位置，当中国内地陷于阶级斗争，而朝鲜战争、越战及东南亚动乱又造成区域不稳时，香港在英治屏障下经济乘势而起，八九十年代尽享内地改革开放的红利。冷战时期，香港发挥着中美之间的“缓冲地带”作用。

香港的“小政府、大市场”与新加坡的国家发展主义各自精彩，但香港背靠急速发展的内地，拥有新加坡羡慕不已的“中国因素”优势，回归后仍延续与西方的紧密联系及战略中介角色。美国于1992年通过《香港政策法》，为一国两制背书，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内地的特殊待遇。

惟近年美国对华策略逆转，2019年动乱改变了香港命运，中介缓冲地带变作大国冲突之“热点”。《港区国安法》通过后，美国视香港进入“一国一制”，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从前的地缘优势今成风险。西方阵营既矮化香港，让新加坡上位；中央欣赏新加坡模式，却怀疑香港的忠诚和体制效性。此消彼长，香港似陷入双失之局，一些外资和人才见势从香港迁往新加坡。

反思香港的国际观

香港传统的国际视野主要面向西方英语国家，在全球南北、东西之间，倾斜于北方和西方，忽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过于短视功利，看不到世界的多极多边及未来动力所在。回归后在国际舞台上，不善于利用《基本法》赋予的“中国香港”身份，叙述香港故事，过于用西方视角及财金资本主义话语，缺乏亚洲和中国眼光及文化内涵。

近年社会过度内向本土，论“熔炉城市”不及纽约伦敦，文化族裔上的包容性薄弱，而资金和人才愈来愈依赖内地。国安法下香港变得谨小慎微，又怕西方渗透，自我收缩国际格局，目前急于开拓与中东和东南亚的关系，但已落后于新加坡。新加坡因乃属主权国家，锐意外交，国际关系远比香港活跃，网络广阔及多层次，并积极影响世界，如推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

国际智库和媒体近年对香港多负面评价报道，认定其自由倒退。国安法实施后，气氛由以前“West is best”（西方优越）移向“West is threat”（西方威胁），俨然西方联系与国家融合存在冲突，而且“去殖”的陈义带来“去西化”的幽灵，使香港的国际吸引力及影响力下降，于不少外国人眼中，其国际化在褪色。

乱后能否出现中兴

若以为经济搞上去、民生改善，便能出现类似上世纪70年代麦理浩式的中兴，过于一厢情愿。当年港英从专权逐步走向改良开明，只属软性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不过那时寄人篱下的很多港人，视为可接受的进步。同样，新加坡的“非自由的民主”，常被比作家长式管治，亦由早期严管逐渐迈向开明，今天国际受落，甚至有誉为强政善治。

时移世易，当今全球烽烟四起、民粹泛滥、经济不稳、地缘政治恶化、区域竞争加剧，香港很难再现50年前的地缘经济优势，反成美中角力的受损者。新千年世代意识上挑战权威，要求透明、问责和参与，不易认同其视为排斥性的新威权管治，所以人心更难回归。在地缘政治操弄下，国际上惧中、疑中当道，也同时质疑香港的体制。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伟大城市不可以衰落，当然也可以重塑（reinvent），关键在于其灵魂和价值，而非建筑和物质。面对艰困，须反思求变，切忌掩耳盗铃。香港仍常引用上世纪的“狮子山精神”，这已有点过气，年轻世代多对之无感。我们能否想像21世纪香港的时代使命，既反映这座城市的特质、文化和追求，也表达其对国家、对世界的承担，看到香港之“相关紧要”所在？

香港何去何从，须立足当下，回归务实，抛弃虚妄，不想当然。“香港、中国、世界”三环关系，缺一不可。香港的未来，首要重振内部、去除戾气，走出狭隘的本土主义或爱国主义，而非仍划界划线、自我封闭，终日内斗内耗。所以须解社会深结，拥抱治理革新，要扩大而非收窄市民的参与面和持份感。

香港、中国、世界

没有中国，香港失去根基；没有国际联系，香港失去对国家的价值。香港愈融入中国轨道和体制伦理，愈须于一国两制下维持其制度独特性和外向功能，透过特区面相，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多样。世界存在共同命运和基本价值，但走向现代可有不同路径，不止有西方或东方之路，需要多元文明的对话。就此，香港应可起些桥梁作用。

香港融入国家大局，最终须问“国家所需，是否香港所长？”站稳国家不等于拒绝西方，中国不主张脱钩，仍重视与西方国家尤其欧洲的关系。若与西方联系的功能弱化，香港相对于内地城市便失去特殊价值。目前地缘政治对垒，国家更需香港再展中介和突破作用。至于西方，为何仍需要香港？最终视乎他们如何看中国长远前景及香港在当中之影响。他们也在想：新加坡能否提供更适切之中介功能？

作者是前运输及房屋局长（2012-2017）、香港教育大学前校长（2008-2012，时称香港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