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突搜

在我二十多年的新闻采访工作中，2019年6月12日绝对是最难忘的日子之一。那一年上半年，香港民主派不断发起反对修改《逃犯条例》活动，包括在6月9日举行所谓103万人上街大游行，社会上紧张的政治氛围持续升温。但林郑政府坚持不让步，表明会如期在6月12日向立法会提交《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审议。

许多示威者其后涌到立法会大楼外面聚集，并在6月12日冲出马路，重演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的抗争方式。当天下午接近3时，示威者试图冲入立法会示威区，被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正式揭开为时大半年的反修例运动。

当时我所任职的报馆办公室，刚好在立法会旁边。由于立法会一带烟雾浓烈，示威者抵受不了刺鼻的催泪弹气味，纷纷跑到附近大型商场躲避。我于是赶去商场，看到现场宛如战场一片凌乱，密密麻麻汇集了大批年轻抗争者，很多人为了应对警方催泪弹，都擕带了眼罩、保鲜纸和清水等。

看到这些画面，脑海里第一个反应是非常震惊和疑惑：从示威者装备齐全这个小细节来看，香港社会一早累积了巨大民怨，很多人为了这次抗争也准备了很长时间。可特区政府为何丝亳察觉不到任何迹象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反思香港媒体反映民情的角色是否已经失效。

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年上台后，也看到了港府未能掌握到真正的社会脉搏这个问题，很快就宣布重设已经解散的中央政策组，并改名为特首政策组，以便有系统的掌握民情。官方近日公布的文件进一步披露，以后特首政策组不但会恢复民调，也会使用先进科技追踪数码民情。

随着网络已成为市民主要生活模式，愈来愈多地方的政府通过分析大数据以观察民意。客观而言，特首政策组若能加强民情方面的调研，再辅以科技技术，确实有利日后制定政策，解决深层次的社会民生问题。

但话说回来，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下，港府若要掌握真实的民意恐怕不容易，甚至面临着诸多困难。

以前香港建制和泛民政治人物皆会抢着发声以占据舆论阵地；但在前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民主派阵营一线人物要么坐牢，要么移居海外，留下来的几乎全部噤声，导致眼下媒体呈现出来的舆论一面倒是建制派声音，为从事民情研究的人员带来极大的困扰：到底怎样才能掌握真实民情？

举个例子，香港民意研究所在去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25周年前夕，进行了一项市民身份认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港人对“香港人”身份认同感的评分写下五年来的新低纪录，对“中国人”认同感评分则创出新高。

诚然，近两年有数以十万计港人移民，令反对政府的港人比率相应减少。但另一方面，以上调查的数据偏向利好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受者顾虑《香港国安法》未必敢讲真心话。这不代表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已经解决。港府乃至中央政府若以为香港局势如调查所显示已经国泰民安，那就是严重误判形势了。

事实上，就算是匿名的网络世界，随着人肉搜索功能越来越强大，对港府有批评或持不同意见的很多人，也慢慢在网上沉寂和不表态。港府要在社交媒体了解民意，将比以前遭遇更大的挑战。

其中，要了解年轻人真实想法更是难中之难。成年港人一般喜欢流连于脸书、微信等社交群组；但这几年来社交网络日新月异。我和一些年轻人尤其是泛民年轻人交流，询问他们平日看哪些媒体时，答案往往不是传统媒体或者新媒体，而是一些不知名的社交群组或者是加密的聊天群组。如何掌握年轻人在社交网络的活动模式，亟待考验官方的功夫。

退一步来说，网络能否完全反映真正民情恐怕也是一个问题。网络无疑越来越发达，人们专注手机和网络的时间不断增加。但香港贫富悬殊严重，许多基层家庭上网有困难，出现“数码贫穷”困境；也有为数不少的长者甚少接触网络，可许多社会民生政策都和他们有关。若港府太过迷信网上民情，其实是变相忽略了基层和长者群体。

说到底，港府要了解真实民情，除了做好大数据分析，还是要接地气，多和社会不同阶层和光谱的市民面对面交流。官方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有必要小心“知识诅咒”，不应只从政府的角度，而要从他人角度来换位思考看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