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防安全专家指出，中美气球事件反映出各国对探空气球被更广泛运用在军事探勘而感到的不安。这种军事科技的急速发展，破坏了自冷战以来的军事互信，加深地缘强权之间的猜忌。

中美气球事件近期再度挑动地缘政治局势，也显示随着技术的成熟，军事气球实践洲际飞行已非问题，并能大幅降低情搜成本，或许将成为新的高空侦察常态。专家认为，各国会因而调整反侦搜机制，为了避免擦枪走火，对地缘强权而言，当务之急是建构新的军事互信。

中国气球2月初被发现入侵美国领空，随后遭美军击落。上星期五（2月10日）起一连三天，美军又在阿拉斯加上空、加拿大领空，以及与加拿大接壤的边界附近，再分别击落三个不明飞行物。

美国事后提出，2月初击落的中国气球具备电子监控设备，并指过去也有四次类似事件，其中三次发生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拜登就任初期也曾发生一次。

对于美方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被击落的气球是中国民用气象科研飞艇，因不可抗力飞入美国领空；并指美国气球“非法进入”别国领空并不是新鲜事，仅去年以来就有10余次未经批准进入中国领空。

中国官方星期天（2月12日）也称，在山东青岛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

台空军前中将：军事侦察气球大如游览车

这系列事件掀起各界对军事侦察气球与气象观测气球的讨论。

其实，气象气球相当普遍。公开资料显示，全球约有800个气象站，每天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0时和12时，全球同步施放观测，数据会即时传给世界气象组织。

台湾退役中将、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过去曾是战斗机飞行员，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就他的观察，气象气球出现频率高，但体积最大不过轿车的大小，下方垂吊的侦测设备约是笔记本电脑的大小；相对的，军事侦察气球则能大到像游览车一般。

张延廷指出，照理说，两者不会无法分辨，但军事气球往往会升高到30多公里以上的高度，因而难以辨识，因此适合用于侦察。

台湾中央气象局长郑明典接受台媒采访时也曾说，气象用的探空气球，通常往上飘到25至30公里的高度就会破裂、自动掉落；而军事用途的气球因为体积大，加上材质有特殊设计，可以在高空滞留相当长的时间，并随着高空气流四处飘散。

大陆军事评论员：临近空间是军事化新阵地

综合路透社与美国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侦察气球使用迄今超过200年，相关技术在冷战时期就相当普遍，不仅能对地侦照，甚至也可以截收通信，作为信号情报作业载体。

目前，军事侦察气球已能长期漂浮在20至50公里左右的平流层。这段大气层又被称为“临近空间”。

中国军事评论员石宏去年曾在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杂志发表文章，指临近空间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军事化新阵地”。

他在文中提到，临近空间飞行器能比航空范围飞行器飞得更高、更快，同时又有较大的机动性，现有防空和反导武器系统很难有效拦截。而平流层飞艇、浮空气球等低动态临近空间飞行器能长时间定点悬浮，不存在卫星和飞机掠过后的间歇问题，很适合执行长期预警、侦察监视、通信保障等任务。

近年来，疑似涉及军事侦察的气球事件时有传闻。除了美国最近公布的事件外，2020年至2022年间，日本多地上空都曾出现不明气球。在美国击落中国气球事件后，日本政府开始重新评估这一连串事件。

另外，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去年2月底一连三天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训练。在此期间，台湾军方也提出，中部以北空域四度出现中国大陆72集团军远程火箭旅的高空气球。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受访时指出，由于涉及军事侦察，各国军事气球的实际使用情况相当隐晦，过去以德国、日本在这方面的技术最为成熟；大约在2010年左右，解放军也开始广泛将探空气球运用到军事上。

美国《防务新闻》2010年曾援引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情报中心报告，报道解放军陆军已在演习中使用探空气球，并积极拓展飞艇和气球在情报侦察、监视、通信、指挥管制、特种作战等军事任务中的角色。

而在中国的高空气球科研中，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者武哲似乎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他的团队2015年时曾将飞艇送入20公里高空。《人民日报》当时形容，武哲的团队是中国国家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的骨干研究队伍，并指这项成果是中国在研发可长期在临近空间航行或留驻的气球所需材料和知识方面取得的一项突破。

《南方日报》2019年8月则报道，武哲团队发射的“追云者”飞艇，已能飞航于20公里以上高空，并完成环球飞行。

美国惩罚六中国公司 高空气球学者武哲涉三家

据《纽约时报》星期一（2月13日）报道，美国商业部上星期以涉及监视气球计划为由，惩罚了六家中国公司，而武哲是其中至少三家公司的创始人或大股东。

苏紫云指出，这次中美气球事件，反映出各国对探空气球被更广泛运用在军事探勘而感到的不安。这种军事科技的急速发展，破坏了自冷战以来的军事互信，加深地缘强权间的猜忌，各国更会因而升高反侦搜机制，令情势更加紧张。

因此，苏紫云认为，对北京与华盛顿而言，当务之急是重新建构一套军事信任机制，以政治解决军事问题，避免擦枪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