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张炳良

全面撤限、恢复通关，2023年香港终可走出疫情、生活回常，各行各业重拾生机。特区政府致力“说好香港故事”，打造“香港回来了”，各界也纷纷响应说好香港故事。

惟过去几年颓气，除疫情外更受政治折腾所致，而创伤未愈。况且，疫情很大程度把社会焦点“冻结”，一旦解禁，曾被压抑或放在一边的矛盾和情绪也都会“回来”，如欧美等国疫后便面对政经冲突加剧、劳工抗争再起。此际回来的香港是否仍风采依然？而回到的世界是否仍对她友善及欣赏？港人又是否仍充满自信？

作为城市符号，香港曾代表先进开放、与国际接轨、敢闯敢干、“can do”（搞定）、不囿于教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东亚经济奇迹”一员、大陆改革开放之典范。自由法治、反贪倡廉、行政效率、程序公义、专业和企业精神、市场规管质素等，有板有眼，纵有缺陷，港人引以为傲。

延续香港制度特质，乃一国两制的初心，以《基本法》去保障其很多例外，让“中国香港”驰骋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能大陆城市所不能。回归时一国两制获西方世界背书，前途各方看好。若实行高度自治把社会和经济管理得头头是道，民主循序发展，那承传下来的香港故事，可更多姿多采，为国增光。

过去香港的管治水平、社会稳定、多元包容与开明程度，不亚于OECD（经合组织）的民主政体。财金融资、海运空运、贸易物流、信息交流上的优势，巩固其国际都会的地缘特色——连接中西、汇聚人才、海纳百川。香港的传奇，世人本耳熟能详，为何今天需再说好故事？

一切皆因近年逆变。历史弄人，回归后香港陷入政治分化泥沼而无法自拔，新一代出现身份困惑，社会日趋偏激内向，议会拖拉内耗，慢慢地这座城市显得暮气沉沉，失去原有骄人的“香港速度”。中央既忧人心未回归，更觉港式民主失控；至2019年动乱，认定外力介入，故实行《港区国安法》，全面整顿特区政治秩序。

西方唱淡新秩序下的香港，视一国两制变质。香港本具中西交集的优势，今两不讨好：对疑外的爱国者，她太西方；对疑中的西方，她太中国。在美国带头围堵中国及美中角力下，香港跟英美系国家的关系今非昔比，西方阵营在把香港功能矮化，让新加坡乘势而起，取代其位置。另一方面，中央视香港为颜色革命萌芽之地，处处防范颠覆，有人担心国家从此贬低香港，致有“深（圳）升港沉”之言。

故冷战历史学家George Kennan曾说（大意），一旦开战会发现要为从未想像、完全不同之事由而战。2019年香港也似这样，后遗症严重。政府努力唱好香港，推出各样蓝图，招商引才，市面也复见车水马龙，对抗性的行动消失；但表面平静的背后，深层郁结未解。且出现另类不安，从前敢说敢为，今顾忌渐多，先问是否“安全”。移民潮再起，青壮人才流失，一些企业外资他迁，人心浮动，国际上在问：究竟只是中段阵痛，还是历史终结？香港偏离原来轨道，难续唱从前之歌。

中段阵痛还是历史终结？

关键在于一国两制的未来——究竟是维持还是逐步收缩香港的特殊性？会否有了大湾区便没有香港？香港仍否敢为天下先？

怀疑香港的情绪，从两极散播。一些人认为他们熟悉的“旧香港”，已像紫砂茶壶的累年茶渍般被洗掉；极端者宣讲“香港已死”，并把一切归咎于“一国”的宪政体制，甚至视九七回归为历史错误。另一些眼中只见香港劣败、恋殖及港独，把“乱象”归咎于九七回归走了歪路，未有摆脱英殖统治的思维和制度枷锁，主张彻底改造及去西化。两极之间，很多人在盘算。

中央重申坚持初心、不走样。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七一”重要讲话定调，“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在维护“一国”原则和利益的大前提下，“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国际联系，珍惜和善用香港之别，“继续发扬包容共济、求同存异、自强不息、善拼敢赢的优良传统”。他要求特别关爱新一代，说“青年兴，则香港兴”。

要活出当中精髓，香港之歌才唱得响亮。现在年轻人的疏离感严重，2021年底“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立法会选举，青年选民投票率暴跌，只有6.4%至6.6%！根据香港青年协会青年创研库去年调查，近半青年受访者（46.9%）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悲观，只有37.9%对个人未来发展倾向乐观；他们追求的核心价值，依次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包容。故大兴土木、物质建设之同时，也须彰显价值文明，让港人——特别是新一代——知为何奋斗。

香港的存在系于一国两制，反过来也体现一国两制的真实。今天及往后（超越2047年）跟前25年所处环境已不一样，宪政要求有了变化，但一个“主动vs.被动”的香港，涂上一国两制的异彩仍会浓淡有别。位处国家前沿，香港的另制特色在于创、试、闯，尤其在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连接、国际化枢纽和跨文化气息，大陆城市难以代替。

国家好香港才好，要做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无论上世纪如何风光，若香港缺乏国家今天所需之长，能补大陆不足，则难为国家现代化增值。了解国家发展大局，既看到民族复兴前景，也正视内外种种挑战，忧国家所忧。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低点，地缘政治恶化，全球经济严峻，考验中国的大国智慧。中国愈能融入世界，而世界也信赖和看好中国未来，香港才有战略发挥空间和存在之理（raison d'être）。

香港须在国际上——尤其亚太——重新布局，不能人家要把你边缘化，你便更内向化。国家要求一个具辐射力而非动辄躲在国家背后的香港，能吸引四方人才企业、资本和技术，引领大湾区发挥外循环作用，既内联更外展，乃国家重要对外棋子，在地缘政治紧张时仍能做好中介角色，这样“八大中心”的定位才见真章，才是重返国际舞台的要义。

逆境作战，必须自强，立足当下。未来决定于一国两制实践上的矛盾统一，难度高，挑战大：如何在中央全面管治权下彰显特区的高度自治，如何在爱国者治港的主轴下实现五光十色的本土政治，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又不减自由人权法治的色彩，如何让青年既拥抱国民身份又以本土为傲，以及如何既取信于国家也取信于国际。再工业化和再中介化，要超越传统作业模式，发展新功能，开拓新产业新市场，创科之路不简单复制内大陆，与大陆融合不止着眼商机、追求短利。

香港再起，不单靠国家支持，更须摒弃自我陶醉或自我矮化，肯再次想像也敢冒险，重塑品牌和魅力。网络曾流行名词“FOMO”，即“fear of missing out”（怕会错过）。须自问：究竟“错过香港，有何所失”；若无所失，人们便不介意放弃及绕过香港。说好香港故事，便需打动本地、大陆和国际听者，为何不能没有香港，而这又是怎样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