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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在2021年写完英文版的《可避免的战争》（The Avoidable War）之后，诸多事件进一步证明，美中关系正面临恶化至冲突的严重风险。

一年前，许多人尚不相信我们所处的时代会再发生大型战争。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攻击改变了这观点。这件事再加上台湾情势的最近发展告诉我们：不能再忽视美中大战的可能性。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不论是被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东海或其他军事热点触发，都会扩大成为影响各层面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遍及诸多海域与空间；且这场战争可能会牵涉世界上其他国家。

未来10年步入抗美关键时期

在乌克兰战争中，中国特别关注其“上不封顶”伙伴俄罗斯所承受的苦果——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友祭出的严峻经济制裁。欧洲各国一致反对俄罗斯的进攻，且因北京支持莫斯科而疏远中国，这强化了中国官方的一种观点：接下来10年将是一场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与意识形态斗争。

这些盟友也开始采取令北京官方有所警觉的行动。日本实施了新的国防政策，增加国防经费，且开始接受自己须要为防御台湾出一分力。

中国注意到，韩国在尹锡悦总统（他在竞选活动中承诺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并将其转化成五方安全对话）治下的最新战略与外交政策，其姿态表达了类似的忧虑。澳大利亚也开始了在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名义之下，建造核子动力潜艇的计划。

美国与台湾最近的官方互动已进一步激化美中之间的敌对关系。台湾仍是最可能点燃中美军事冲突的火花。的确，我在本书第16章描绘了10种情境，擘划的未来相处之道（不论和平与否）都是以台湾为中心。同时，即便外在环境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愈来愈复杂，他还得面对升温的国内挑战。

中国经济好坏牵动动武决心

本书特别关注中国疲弱的经济成长及因此导致的政治后果。第六章特别论及经济增长与稳定性对大陆政府政权与习近平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因为比起其他挑战，经济更可能成为习的阿基里斯腱。

中国经济在几年前开始慢下来，导致私有部门信心下跌、私人投资减少、生产力萎缩及成长减缓。北京官方针对冠病疫情在中国各大城市施行严苛封城，压抑了消费者需求、扰乱了国内与全球供应链，且进一步损伤中国的房地产（通常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9%），这些后果恶化了上述的深层经济问题。这些因素开始对中国极具雄心的成长目标构成挑战。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持续打击中国的私有部门，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动力与生产力成长。中国的长期增长数字出现恐慌的迹象，这不只是因为失业率上升的政治影响，还因为更深一层的担忧——习近平企图重构传统中国经济模式的意识形态，这可能会重挫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雄心壮志。

若无法在这个领域胜过美国，可能会对中国领导人构成全新的经济与政治考验，并危及国际形象，毕竟各国长期以来预设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市场汇率计算）比美国多出好几倍。

然而，习近平的地位并无迫切的危险，事实上，他做为大陆政府领导者的地位在2022年10月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将得到进一步强化。2022年7月，中央委员会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他也是2021年创党百年庆祝文章的作者）在重要党内期刊上，花了将近整篇文章的篇幅，为支持习近平继续掌权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也就是指出国际情势变得更具挑战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更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他写道，并补充：“新加坡面临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严峻的。”

中国的外部威胁（包括美中关系与台湾）现已成为拥护习近平持续担任党核心领导者的主要理由，进而巩固其国内地位。

整体而言，过去两年发生的事件凸显了目前美中关系中竞争的危险程度。虽然这问题相当困难，本书却认为，仍有前进之道。我提供了一种名为“管理框架下的战略竞争”（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MSC）的框架，企图建立一套具有稳定功能的、双方认可的限制。这须要两国政府理解（而非公开支持）对方在关键问题上的红线，例如台湾、南中国海与东海、朝鲜半岛、网络空间与实际空间。

在此之上，必须有务实的护栏，为关系奠定“交通法则”，好比当年美国与苏联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所奠定的规范。若能建立护栏，两国就能在关系的其他面向展开激烈但不致命的战略竞争，将战略上的敌对关系转化成一场以国际系统的前景为目标的竞赛，强化双方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外交政策影响力、军事能力与意识形态竞争。

亟需建构联合战略框架

这场受控的竞争将容许两国在某些国际挑战上携手合作，例如公共卫生、防止核武扩散与气候变迁等，若能解决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议题。

最后，若有任何成功的机会，这种关系的划分必须有双方一些内阁层级的官员细心且持续地管控，不论国内或国际发生何种动荡。

美国总统拜登任期的前半部已提供了一些管理战略竞争的迹象，可做为广泛接受的办法。2021年7月，美国副国务卿温蒂·谢尔曼在天津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并强调两国关系中“护栏”的迫切性。这也成为拜登与习近平关键的第一通电话的焦点，北京官方将其解读为高度正向的信号。

2021年11月，两国领导人参加了第一场虚拟高峰会，拜登公开呼吁“需要共同认可的护栏，确保两国的竞争不会演化成冲突，并保持沟通管道畅通”。还有，当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022年5月在华盛顿特区的亚洲协会提出拜登政府面对中国的策略时，他表示，虽然两大强权的“激烈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场“竞争未必要演变成冲突”。

杨洁篪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在2022年6月长达四小时的会面也表达了类似信息。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该场会面聚焦在“维持开放沟通管道，控管两国的竞争”。

在双方重启一度中断的工作层面与高层次对话管道之后（包括军事对谈，甚至试探性地探索核战略稳定性对话的可能），外交辞令或许能因此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至于中国，仍持续拒绝直接表明战略竞争的框架。这是个问题。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将承认区域与全球主导权的实际战略竞争正在发生的事实，而北京似乎不愿意接受这种想法。

虽然这实际上是客观事实，却无法与北京的“双赢”合作官方论调相容，遑论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无害全球框架。各方人马仍将继续设法解决此“框架难题”。这很重要，因为在中国的系统中，包山包海的战略概念若不是认可整个中国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系统的政治与外交活力，那就是在限制它。

美国与中国并不是非打一仗不可。但是，尽管有一些进步，美中关系仍持续恶化，他们的战略性关系愈来愈分歧，且遭受不断出现的全球危机重击。若想避免一场灾难性的冲突，虚应故事跟空想最佳结果是完全没用的。为了避免懵然步入战争，两国必须建构联合战略框架，守护和平——而且要快。

作者是美国亚洲协会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本文是中文版序言稿，由《远见杂志》提供，原文略有增删。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于10月26日至27日在台北举办第20届“华人领袖远见高峰会”，《联合早报》为媒体合作伙伴。远见高峰会活动信息：https://gvlf.gvm.com.tw/forum/index.html）

过去两年发生的事件凸显了目前美中关系竞争的危险程度。虽然问题相当困难，本书却认为，仍有前进之道。我提供了一种名为“管理框架下的战略竞争”的框架。在此之上，必须有务实的护栏，为关系奠定“交通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