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4日

国家人口及人才署本月10日公布的2021年结婚与生育调查结果突出三点：一、新加坡人养儿育女的主要考量，是有没有能力负担费用，以及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二、做父亲的应更多地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三、多数工作男女都期待有灵活的工作安排，方便组织家庭和养育更多孩子。

简单说，夫妻的经济能力和养儿育女的开销，仍然是决定生育的关键因素。在调查中，已婚者不愿生育更多子女的理由包括：经济负担（64%）、养育孩子压力大（49%），以及难以兼顾家庭与工作重担（34%）。经济负担名列首位，其次是抚育孩子的压力。

至于单身者，不愿或不确定是否要生养孩子的三大考虑因素为：养育孩子开销太大（89%）、没有时间或精力照顾孩子（81%），以及不确定未来的收入水平（79%）。首要考量一样是钱的问题。

这些数据和此前的调查结果相去不远，集中反映城市居民在成家立业和养儿育女方面的共同忧虑：担心钱不够用和时间不够用。这种忧虑也许主要源于两个因素。其一，一般年轻夫妇现在都拥有较高学历和职场所需的技能，结婚后双方也都想继续工作，追求事业理想，很难做到家庭与事业兼顾。

其二，尽管在新加坡申请政府组屋作为组织家庭的起点并不太难，但不少人都对工作的稳定性欠缺十足的信心，这种不安定感也影响了生儿育女的决定。作为城市国家，新加坡所面对的问题尤其独特和棘手，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国家广阔的农村腹地和人口来平衡都市人口生育的不足。

调查突出的第二点，也是难以阻挡的趋势。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男女平等，夫妻应分担养儿育女的责任的观念自然跟着越来越普及，这是男性必须接受的事实。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已不合时宜。少部分收入较高的夫妻可以把大部分家务交给女佣，但多数请不起女佣的年轻家庭，除非与父母同住，否则就须分担照顾孩子和家务的责任，因为，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两者兼顾的巨大压力。夫妻分担家务，这在西方国家已是普遍现象。

至于调查突出的第三点，也许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所在。灵活工作安排的呼声虽然早已有之，但一直受到传统的管理理念的排斥，一般雇主和管理层都接受不了员工不在眼皮底下工作的做法。但突如其来的冠病疫情，加上应运而生的视讯会议技术，一下子起到 “移风易俗”的作用。本来因隔离措施不得不为的居家工作安排，现在已普遍被雇主和员工接受。

因此，相信这将会是国家人口及人才署接下来力推的措施之一，鼓励更多雇主接受员工灵活工作安排，使之常态化。允许男性已婚员工申请陪产假（paternity leave）应该也会得到推动。这些措施相信都有所帮助，但是否就能挽回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却还是个极大的未知数。

这些年来，虽然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台各种奖励生育措施，但成效似乎不大，我们的整体生育率仍然欲振乏力，如今，在世界两百多个经济体中，和韩国、台湾等地同属倒数最前列，韩国的生育率已跌破了1。去年新加坡的居民整体生育率从前年的历史低位（1.10）略微回弹，达1.12，但仍比2019年的1.14来得低。

和韩台两地不同的是，新加坡人口和语言相对多元，且以英语为行政语，这些年来能更好地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本地人口生育的不足。若非如此，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但如果生育率继续下降，所需外来人口补充也就越多，这必然又会引起本地人的反弹。因此，竭力挽回颓势还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难免步韩台的后尘。

就目前来说，顺应三年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是迫切需要的。这包括诸多年轻人工作态度和观念的转变，更多人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厌倦了每天长时间耗在办公室的工作文化。因此，那些不能满足员工这种新欲求的雇主在就业市场的吸引力必然减弱。据知，国家人口及人才署还在全面检讨奖励生育措施，未来会推出什么新点子尚不得而知，但推动职场文化的改变应属未来努力的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