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

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应该与什么样的人和国家为伍？这个问题在今天，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须要清楚而直面地回答。因为，这个问题与国际秩序及人类整体前途密切相关。但这一道时代命题，只有真正心怀国家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中国人，才能回答得好。回答好这个问题，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民族特征；二、深刻认知人类历史及发展规律与趋势，以及根本的共同利益。这两个问题彼此呼应。

要回答好这道题，就必须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历史渊源。美国于现代中国的发展有过诸多帮助，且不说抗日战争时期给予中国的军援，至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有美国支持，中国几乎不可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二战后期，美国提议创建联合国，斯大林与丘吉尔都反对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但为了制衡苏联，美国力主中国入常。

没有美国，连目前这样的世界基本秩序都可能不会出现，纳粹德国、苏联、军国主义日本，就连朝鲜，都可能把全球推向深重的灾难与无序的深渊。这里所说的美国，并不仅指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方面具有强大综合能力的美国，尤其指制造了快速、持续强大的美国的发展理念及推动全球治理的能力。

中国是否应该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为伍，实际上不值得一问。无论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秉性，或中俄关系的历史脉络，都很容易作出是非去从的判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简明常理。中国若与俄罗斯为伍，必然意味着将国家推向失败和灾难，也根本违背儒家文明关于“仁政”的基本政治理念，违背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小平等一大批建国者关于国家发展的基本定位及人类大势的基本认识，违背中华民族及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与人类历史基本经验和教训的昭示。

中国上世纪50年代之所以倒向苏联，是因为大陆政府在延安社会革命时期的主要理念，译介自莫斯科提供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文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看清苏联的“社会主义”真实面目后，毅然决然选择与美国结盟，主动邀请尼克逊访华，签订中美上海建交公报。邓小平洞察国家和民族利益根本，秉承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现在有一些人，不过是在邓小平播种的大树底下纳凉，实际上却已违背了他关于改革开放的深远战略宏旨。

俄罗斯当代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电影和戏剧导演基里尔·谢列布伦尼科夫，因反对普京入侵乌克兰而不惜辞别90岁老父，离开俄罗斯。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特务出身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这样的人没有关于人类发展的想法。他们不是致力于一个人的发展、投资、教导与改善，而只会认为一个人可以被收买、招募与杀害。我从未投票给这个家伙。”基里尔为坚持人间大义而辞别老父的行为，正应得上中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那一段孟子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眼下俄罗斯国内针对普京的反对声浪日趋高涨，圣彼得堡区议会一名代表要求国家杜马以叛国罪剥夺普京职权，另有区议会代表发起要求普京辞职的请愿，已获圣彼得堡及莫斯科至少超过65名代表联署。普京现在试图采取不断更换前线指挥官，及学习北约战法与“主动撤离”等方法，坚持侵乌战事。但克里姆林宫主要宣传者之一的索洛维耶夫仍表示：局势“非常艰难与严峻”。

国际社会似乎该为后俄乌战争作好预案了。若普京政权垮台及俄罗斯政局动荡，将会给全球秩序及联合国机构重建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现阶段应认真审视与谨慎处理国际社会的复杂局势。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而言是挑战，希望战略阻遏其于“摇篮”之中，也不希望两岸统一。对于欧洲而言，则需要中国的市场但排斥现政体。对于眼下国际处境的俄罗斯而言，中国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而必然极力拉拢，进而离间中美及中欧之间的任何良性趋势。至于加澳日等美国盟友，自不待言要与美国共进退。对于欧盟成员国以外的大批中小国家，自然主要在乎把经贸利益放在首位，采取不与中国现政治利益相对抗，及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做法。

人类社会当下，仍有不少国家没有学会熟练使用科学与法则治理社会，还在不断巧立名目地凭借“个人权威”统治人民。最显著的例子就在朝鲜半岛。殊不知，知识与科学的革命，必然推动社会治理革命的发生。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治理好共和国，仅具备才智、远见及勤奋远远不够，还要有绝对可靠的法则，以及关于公平与正义的真正科学。

中国应当作为先进生产力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拥护者与践行者，迅速将国家治理能力上升至全面以科学与法则为基础的现代化水平，坚决站在人类道义（仁政）与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国际公法一边，绝不与那些愚昧、落后、野蛮且背逆正确发展潮流而动的国家与个人同流。这也是中华民族至今岿然不倒的根本依据。宁与君子激辩而有与“和而不同”，绝不与小人谋事而相与“同而不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乃人类文明建基与绵绵流长之基底运行逻辑。

作者是北京学者

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