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刚当选的英国女首相特拉斯，据说常以英国著名政治家、上世纪80年代的首相撒切尔夫人自比，连服饰、步态等，都刻意模仿撒切尔的风范。但如今的英国政治精英，还能和撒切尔那样的政治识见、胸襟气度以及纵横捭阖、指挥若定的魄力和能力相媲美吗？恐怕模仿到最后，不过是一场东施效颦的真人秀而已。

如今，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影响力大为下降，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事实就是，整个欧美世界已没有那种既有能力又有魅力的领袖了。西方上世纪伟大领袖迭出的风光似乎不再。

当今的欧美领袖，对内对外的行事作派，总给人一种鲁莽不得体的感觉，远见卓识和深邃洞察力一概谈不上。如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西媒评论他“三年灾难性的执政”“傻笑着带着英国沉入大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行为则常常处于“半疯半傻”状态，白宫记者会变成他自我吹嘘的表演会。堂堂一个大国总统，竟然信口雌黄，毫无根据地宣扬注射消毒液就可以战胜冠病病毒，中国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特没谱”。特朗普除了在国内煽动民粹，在国际上煽动对抗，破坏全球经济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外，再没有什么亮眼政绩。继任的民主党总统拜登，依然不改前任的外交路线，除了把欧洲和亚太搞得乌烟瘴气，内政外交都乏善可陈，故在美国民调直线下降，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岌岌可危。

就对外政策而言，先不说拜登政府如何在台海问题上“口误”连连，就说阿富汗“喀布尔时刻”这样低级的错误竟然也会出现，令人匪夷所思。一场大撤军竟演变成一场美军狼狈混乱的大逃亡，尽失美国人心。

这些西方政客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起码的常识和共情能力。本来，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美国却政治极化非常严重，两党的领袖竟能把一个好端端的合众国搞成“分众国”，甚至已到了内战的危险边缘，可见领导力之低下。领袖不仅缺乏常识，甚至反智、反科学。连安东尼·福奇这样的国家顶级科学家，“七朝元老”，因为意见与特朗普的防疫政策相左，竟也受到美国政治右翼的攻击，如被诬陷是“冠病病毒的研发者”，甚至还收到死亡威胁。当一个国家连科学家都不能正常发表意见和进行科学指导，都不能保证人身安全，再吹嘘自己是什么民主、自由价值的捍卫者，岂不成了天大笑话？

生物多样性关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同理，人类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多样性，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因此，国际交往通常是以尊重差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尽力扩大朋友圈为原则。但如今以欧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借口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观”，人为制造假想敌、拉帮结派、升高对抗。

譬如美国，一方面希望就某些问题能和中国合作，一方面又在核心利益上不断向对方发起挑衅，请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再如欧洲，一方面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一方面又加倍制裁俄罗斯，能不引起能源危机，通货膨胀？所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欧洲能源危机是“自食其果”，不是无的放矢。

西方治理体系糗事不断，反映了往昔的卓越领导力不再。正如美媒深深担忧的，“西方正由一群水平参差不齐的外行领导”，而真正有才能的人不是没有，但“要么找不到获得权力的途径，要么干脆拒绝进入政界”。这使得西方产生对领袖能力的信任危机。于是乎，对往昔卓越领袖的怀旧情绪，已促成外交政策元老、99岁的基辛格非同寻常地复出。他的新书对他所钦佩的过去世界领袖进行了评价，得出结论称，领导力需要三种素质，即“激发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维持远见的能力……抗拒被当下情绪裹挟的能力……以及一种历史意识”。试试在当今西方领袖身上寻找这些品质吧。

不过，虽然软实力大大受损，西方硬实力仍很强大。西方领导力的匮乏对全球而言并非好事。例如在这些人主导下，以对抗为主题叙事，已使得欧洲陷入局部战乱；全球供应链、生产链断裂，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严重受损，处于崩溃边缘；加剧对抗、脱钩的战略，亦使得全球主要国家改变气候变暖趋势的合作无法走下去。

我们还能期待美国再出现罗斯福总统那样的伟人，英国再出现威尔逊和撒切尔这样的巨头吗？但愿还能。但正如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悼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所说的那样，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的确如此，都结束了。

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西方治理体系糗事不断，反映了往昔的卓越领导力不再。正如美媒深深担忧的，“西方正由一群水平参差不齐的外行领导”，而真正有才能的人不是没有，但“要么找不到获得权力的途径，要么干脆拒绝进入政界”。这使得西方产生对领袖能力的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