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通常认为，在古代东亚和东南亚世界，最远至斯里兰卡的半个亚洲世界，中国长期以来建立了以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实际上这种表述是错误的，一般被称作朝贡的正式称谓是册封—朝贡体系，简称当是“封贡”。

当代中国为了弱化历史上对周边国家的“帝国—藩属国”体系印象，偏重宣传封贡体系下“厚往薄来”的贸易部分，对更重要的政治册封做了淡化处理。

册封是典型的君臣体系，意味着接受册封的国家，名义上最高领导人就是中国皇帝，接受册封的国家对中国有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义务，以此换取帝国在安全、合法性等各方面予以保护和回馈。

君臣关系，就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在儒家政治伦理中就是父子关系。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对越南叛乱的檄文中，直截了当就这么指责：“你们国王反叛中国，子不孝大逆之罪”（见之于《正气堂集》）。看过之后，会对藩属国有充分而深切的认识。

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万历朝鲜战争，现在比较容易查到的是，琉球对中国进行通报，丰臣秀吉在准备征明，而朝鲜隐瞒。朝鲜的行为等同叛逆，进而导致后来明廷对朝鲜国王的反复审查。

正式接受封贡的国家，中国对该国的宗主权，除开年号、历法这种潜移默化的东西，还体现在对王位继承的合法性核定——典型案例如朝鲜光海君；外交主导权——典型案例即1866年之“丙寅洋扰”：朝鲜面对法国入侵的回应是“藩国无外交”，法国和朝鲜武装冲突后的外交交涉，是在北京的总理外国事务衙门进行的，是对中国交涉而非对朝交涉。

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承认——藩属国的国王印信是中国天子颁布的，这是典型的非主权国家象征，即便是面对近代欧洲主导的外交秩序，欧洲人也是承认封贡体系下的中国主导权，典型案例是越南—法兰西战争，战败的越南被迫交出中国颁发的印信销毁，并宣布独立（《第二次西贡条约》）。这个可以参考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条即承认朝鲜独立：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历史进程中的法律关系构建，证明了封贡体系下藩属国的非完全主权国家性质，只有走完完整的封贡关系，才进入朝贡阶段，藩属国不会认为中国说自己吃亏就是中国吃亏，周边国家也并不信中国对内对外的宣传。所以当二战后周边民族国家建立时，多倾向于反华及历史切割，这是历史的回声，毕竟它们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认知的封贡历史创痛，还历历在目。

封贡体系下的意识形态输出，如中华典籍、历法年号的潜移默化，其实是相当可怕的泯灭独立性的东西，周边一圈自以小中华为荣的国家，曾都以自己的国家更像中国为荣。

中国要是能正常近代化，周边各种自称小中华者，将丧失自己的民族本位和主体性，因为政治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成为一个政治大家庭和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强大或者时机合适，很容易被同质化、被吞并，如清末将外蒙古、朝鲜设省的动议。看看今日蒙古、越南如何急于切割和中国历史关系，就知道了。

作者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