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农建

近日美国最高法院有关堕胎权的意见书草案遭外泄。据媒体披露，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有意推翻50年前有关保障堕胎权的相关裁定。此事引发轩然大波，大批人群前往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前示威抗议。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定中，承认妇女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保护。这一裁定让堕胎在美国全国合法化，被视为美国保障堕胎权的里程碑判决。之所以在半个世纪后争议又起，是因为去年最高法院受理了密西西比州一项争议法令，该州要求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例，禁止怀孕15周的孕妇堕胎。据悉，最高法院将对此作出裁决。

据被外泄的最高法院内部意见书草案，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称，罗诉韦德案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必须被否决，“现在是关注宪法并将堕胎问

题交还给民选代表的时候了。”他强调在罗诉韦德案判决时，有多达30个州禁止堕胎。然而，这一判决却“强行终止了堕胎问题作为政治议程的延续”。

美国最高法院意见书的意向可以归纳为两点：一、它并不是就堕胎权本身，就堕胎是合法还是非法作出裁决；而是说，这个问题应当由各州自行立法解决。二、当年对罗诉韦德案作出裁决时，美国50州中有30个州禁止堕胎。这种将少数州的意志强加于整个联邦的裁决，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意见书只是说，堕胎立法这种事，不应当归最高法院管，50年前管了不应该管的事，现在应当纠正当年的这一程序错误。尽管这一意见在法律层面上似乎无懈可击，但其客观效果和社会影响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如果50年前的裁决被“纠正”，则意味着过去50年中被联邦法律保护的堕胎权不再有效，而由各州自行立法取代。在许多州，堕胎将不再合法。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主张堕胎合法化的人会抨击它，说这是“倒退”。

一直以来，美国关于堕胎问题就争议不断，两派针锋相对。一派认为，堕胎权是妇女的基本权利，涉及女性的隐私、婚姻和身体等自主选择权。另一派认为，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超越其他权利。胎儿也是一条生命。一个人没有权利去终止或雇人去终止另一个人的生命，即便是自己腹中的胎儿。因为这与谋杀无异。

从终极道德、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的角度来看，说生命权高于任何其他权利，这一点没有人能公开反驳。即便是最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在面对这种质问时，也只会顾左右而言他，采用回避战术，或引入某些极端例子。譬如，她们会引用如下例子：

一、如果一个女人被性侵怀孕，是不是应当生出胎儿？二、如果怀孕是乱伦的结果，是不是也应当生出胎儿？三、如果腹中胎儿有先天缺陷，是不是也不能流产？四、如果孕妇身体有疾病，而怀孕会危及其生命或健康，是不是也不能终止孕期？

然而，在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反堕胎州的州法中，并没有完全排除上述极端情况。密西西比州2018年通过的《胎龄法》（Gestational Age Act），禁止怀孕15周的女性在“非紧急医疗情况或胎儿严重畸形情况下”堕胎，即使遭强奸或乱伦致孕也不例外。德克萨斯州2021年通过的《心跳法》（Texas Heartbeat Act）规定，除了紧急医疗情况，禁止对有心跳的胎儿实施堕胎，即使是因性侵或乱伦导致的怀孕也不例外。胎儿有心跳通常是在孕期第六周。

这两个州的法律都没有排除上述第一、二种极端情况。这也就导致反对者的愤怒：连遭强奸或乱伦致孕也不能堕胎，简直太邪恶了！说生命权高于其他权利，这似乎天经地义，但在法律实践中，在人们的常识认知中，对于胎儿的人权和生命权的考量，实际上并不是像对待一个成年人的生命一样，一视同仁的。譬如，导致一个胎儿死亡的医疗或交通事故，并不会导致与一个成年人一样的赔偿；而有意终止一个胎儿的生命，也不会像故意谋杀一个成年人一样受到同样惩罚。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人类的普遍意识中，胎儿只有部分的而不是完全的人权和生命权。尽管迄今并没有一条法律明文指出和规范这一点。

其实，无论是支持堕胎权，还是反对堕胎权，并不是水火不容，也不是完全没有公约数和认识的重叠区。因为即便是最极端的主张堕胎权者，也会同意或至少不反对这一点：一个越是接近出生的胎儿，越是接近“人形”“有手有脚”，譬如，六至九个月以上的胎儿，就越是应当接近具有完全的人权和生命权，就越是应当受保护，而不应当被“做掉”。在这个阶段“做掉”，是有违天理人伦的残忍，与谋杀无异。即便是密、德两州的反堕胎法，也并没有完全禁止堕胎，没有完全禁止妇女行使她们的权利。它们只是试图在胎儿的孕期中划出一条界线，即什么时候堕胎是合法的，什么时候是非法的。

显而易见，双方都同意或不反对这两点原则：一、早期的堕胎可以被接受，但晚期的堕胎应当被禁止；二、某些极端情况应当被排除。可见，分歧只在于，允许和禁止堕胎的时间分界应当划在哪里？哪些极端情况应当被排除？试想，倘若有人将这两点原则具体化为一个有广泛包容性的方案：一、禁止六个月以上胎儿的堕胎；二、性侵、乱伦、胎儿先天缺陷和孕妇健康风险等四种情况下，堕胎不受第一点限制。大概双方对此不会有多大的争议。

堕胎问题在美国会引起如此大争议，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态中的极化现象。最高法院撒手不管，而各州自行其是，各走极端。双方并不是相向而行，试图找出最大公约数和共识，以消除分歧，而是借此制造恐慌，妖魔化对立一方。虽然两派中有许多人可能纯粹是受信念和价值观驱动，但并不排除许多政客可能只是受政治动机驱动。毕竟，胎儿并没有投票权，而占有半边天的女性才是应当争取的票源。据称，拜登个人反对堕胎，但支持宪法赋予女性的选择权。这种左右逢源反映了一个老政客的行事风格。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美国最高法院的意见书只是说，堕胎立法这种事，不应当归最高法院管，50年前管了不应该管的事，现在应当纠正当年的这一程序错误。尽管这一意见在法律层面上似乎无懈可击，但其客观效果和社会影响却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