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墙外

近日走过滨海艺术中心时，看到它旁边动工多时的一栋濒海建筑已赫然成形，傲然矗立，不禁想起离世已有20年的国宝级戏剧家郭宝崑。

这栋新楼是滨海艺术中心拖延了20多年迟迟未建的中型剧院，两个“榴梿”之外那个三缺一的第三个翼楼。当年在筹建艺术中心时，原本计划建造一个有2000个座位的大型剧院、一个有1600个座位的大型音乐厅，加上一个可容纳大约600人的中型剧院和几个小剧场。但在1994年，鉴于工程太大成本太高，政府决定分两个阶段兴建，优先建造大型音乐厅及剧院和小剧场，而中型剧院则无限期展延。

这个决定引起了本地艺术团体的不满，因为新加坡的中型剧院供不应求，艺团演出往往一院难求，如今好不容易盼到这个位居要津的标志性国家级艺术中心的到来，却又突然决定不建中型剧院，当然非常失望。

郭宝崑更是气愤难平，他严厉批评政府只顾吸引国际大型艺术团体前来演出，只想将新加坡打造成为“国际艺术中心”，却不重视本土文化艺术的发展，不照顾本地挣扎求存的表演艺术团体。

结果抗议无效，政府认为中型演出场所不足的问题还是可以设法应付，维持原判，先建两个大的，因此就有了“三缺一”的遗憾。更遗憾的是，滨海艺术中心在2002年10月12日开幕启用时，宝崑却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力争中型剧院终成形

现在，时隔20年，这个称为“新电信水滨剧院”的中型剧场终于在宝崑离世20年后才姗姗来迟，将于今年10月开幕。

滨海中型剧院这一整整20年的拖延，对本地表演艺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不得而知。但平心而论，滨海艺术中心成立这20年来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它并非当初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变成一个只属于精英阶层的文化殿堂，而已成为一个广大国人喜爱而且有份参与的文化艺术场所，也吸引了很多旅客。其实在两个大表演场演出的，除了无数“跑码头”的外地团体之外，也包括不少本地团体——不只是新加坡交响乐团、新加坡华乐团和新加坡舞蹈剧场这类政府支持的国家级艺团，许多本地民间文化艺术团体也有机会在两个大表演场登台，面向更多观众。

但宝崑当年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他一向认为政府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文化资源，却没有适当运用。针对滨海艺术中心，他不只是批评中型剧院的搁置，也批评政府将6亿元的预算资金，主要用在硬体建设和管理人才的培训，却忽略了艺术表演内容和内涵的培育，而这对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才更重要。

无论是以艺术工作者或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宝崑都是一贯如此仗义执言，也直言不讳。他的批评有时还相当严厉，甚至刺耳。但他的动机是无私的，目的是高尚的，态度是诚恳的。其实他也不是只针对政府或政策，对民间文化机构或文化界负责人，他也是“一视同仁”，时常如此坦率批评。我本身就曾尝过，当时感到很不是味道，但在他走后20年回想起来，却是“回味无穷”。

我和宝崑谈不上深交，只能说是他的忠实观众和读者，但由于他的公知和新闻人物身份，时常和他有交集。宝崑对文化界的朋友要求很高，希望他们和自己一样严肃认真对待文化事业，对我这个媒体人当然也不例外。作为《联合早报》的一名诤友，他不时会打电话给我，对早报的报道或不报道，或者报道的方式、角度、态度、深度等，提出意见，但更多是作出批评。我们偶尔也会当面讨论国家社会和文化媒体等方面的问题。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他创办的“电力站”艺术之家开业不久，我们站在电力站的花园里，足足谈论了将近一个小时，谈到一些课题时还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旁人还以为我们在吵架。

他认为，我作为早报的一名负责人（我当时还没担任总编辑），有责任大大加强早报对文化艺术报道的广度和深度，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地的文化发展。我告诉他，早报是份全面性的主流报纸，有本身的定位，照顾面必须很广，加上版位和人力等各种局限，其实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多了，不能对我们有过度的要求。他听后很不客气地指出：“报章合并之后，华文大报就只剩下你们一家，早报是个重要的华文文化机构，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掌控了这么多资源，你们怎么可以不在推动文化的工作上做得更多一点、更深一点？这本来就是你们应该肩负的责任！”

醍醐灌顶的诤言

那场“即席辩论”当然不会有结果，就像对许多政策课题一样，我们很少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这样敢于当面直陈的朋友实在可遇不可求，令人敬畏；而他那番话也确实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对我是一种启发，也是一种鞭策，使我更加意识到早报在推动文化方面的责无旁贷，以及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宝崑虽然已经离开20年，但我对他的诤言一直铭感于心，对他的记忆挥之不去。那天看到他当年力争的滨海中型剧院终于成形，不禁睹物思情，怀念起他来。刚巧上星期天有幸参加他创立的南方艺术团的一个活动，又唤回更多对他的千丝万缕的回忆。

五一劳动节那天，南方艺术团为成立50周年出版的纪念特辑《顽岩缝中吐芬芳》举行发布会，会场就在宝崑创立的实践剧场。我一踏进去，就被“南方”大家庭那种浓浓的伙伴情深深感染了。令人感佩的是，这群当年“热火朝天搞演出”的青少年，为他们的艺术理想燃烧了青春岁月，但50年后鬓已星星甚至华发苍苍之际，却还是余烬未消，而且意犹未尽，不但没有放弃理想，还在准备重新出发！让人惊喜的是，会场上也看到南方新一代的亮丽登场，可见他们正在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要让南方的薪火传承下去。

这场发布会主要是为纪念南方艺术团成立50周年，不是纪念宝崑逝世20周年，但作为南方的灵魂人物，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深深感觉到他巨大身影的存在，感受到他的精神弥漫在会场每一个角落，留存在每个南方人的心中。

南方／实践大家庭以及它们开枝散叶后所播下的种子和衍生的产物，有个明显的集体烙印：它们都是宝崑留下的珍贵遗产。

但宝崑留下的文化遗产又岂只是南方和实践而已，也不只是华语剧场。他本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在发展新加坡多语文剧场方面的努力，以及对跨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的大力推动，都是他对国家社会的重大贡献。他曾经如此赞叹多元文化之美：“文化不论是二元或多元，越往深处想，你越会发现它们之间其实是相通的，而且层次越深，联系就越紧密，越是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就越显得分离。”

电力站艺术之家就是他建立的一座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来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以及不同艺术类型的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个互动和交流的平台和空间。

他是一个坚持实践多元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方面也是个先行者。今天，正当排他性的“身份政治”的影响西风东渐，在本地也甚嚣尘上之际，宝崑当年的洞见与实践，就益发显得超前了。多元文化的建构，无疑是对身份政治入侵的一道重要防线，可惜在宝崑走后，这个艰苦的征程就少了一个领军人物。

文化必须是经济建设基础

宝崑坚持的另一个信念是：文化必须是经济建设的基础。

他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提出过这个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一个研讨会上，对一位经济学者的论文做出的讲评。他说：“我有个隐忧，那就是如果我们不在文化上改变策略的话，不在文化上及时作出重大投资的话，可能我们将来的经济优势也不大容易维持下去。如今全世界进入了所谓‘资讯时代’，而经济的优势掌握在善于运用资讯的国家手里。也就是说，知识是经济高低的一个指标，而知识的高低就是文化的高低，文化的厚薄，在这样的时代里，文化已经直接成为经济的主要内容了。”

他接着指出，我们须要在技术投资之外加上一项文化投资，“而这个文化投资项目，必须要提升到最优先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旷课太久了。我们要补课，所以我们要做特别重大的投资。”

但宝崑的这个呼吁却有如空谷跫音，没有引起多大的回响。建国以来，“经济优先还是文化优先”的辩论结果在国家层面上从来是毫无悬念的，只有在学生辩论比赛中，“文化优先”才有可能偶尔战胜“经济优先”。

这样的思维从建国一代延续到即将接任的第四代，一脉相承，也似乎一成不变。从第四代领军人物黄循财5月1日出席全国职工总会的劳动节集会时的讲话，就可看出端倪。他宣布第四代团队不久后将正式推出一个全国运动，就经济、医疗、住屋、教育等广泛课题聆听各界心声，集思广益，目标是制定名为“新加坡前进”（Forward Singapore）的议程，作为新加坡下一个10年及以后的路线图。

不是吗，议程中又不见文化。

如果宝崑今天还在，他肯定又要站出来疾呼了：我们已经旷课了这么久，怎么文化还是缺席呢？！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今天，正当排他性的“身份政治”的影响西风东渐，在本地也甚嚣尘上之际，宝崑当年的洞见与实践，就益发显得超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