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松泉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然已数千年，有无数的事件和人物记不胜记，但在历史学者那里，如同现在流行的短视频一般历历在目。普京的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历时已逾两月，无论胜负，留在历史上的，如同他的前辈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样，是政治领袖的又一个“颠覆性错误”。

政治领袖站在权力之巅俯视一切，有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或者有挥之不去的勃勃野心，用爱国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作包装和动员，试图成就其宏图大业。但是其中一些人，或者违反世界潮流、民心所向；或者高估自我与形势，低估敌人与风险；或者得寸进尺，不知限度与克制，犯下颠覆性错误，不仅所谓的抱负毁于一旦，许多人甚至导致个人的自我毁灭。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拿破仑是公认的历史英雄，大哲学家黑格尔称其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反击欧洲反革命王朝的战争，曾被其他受压迫民族看作是一种解放力量。但是无限制的对外征战，逐步丧失了革命初衷，变成霸权利益的追逐，战争的性质随之改变，被其他民族看作是侵略战争。在此情况下远征莫斯科，大败而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打过很多胜仗，但是，滑铁卢战役抹去了一切的记忆。

希特勒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国民众普遍强烈企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心理，初试进军莱茵兰成功，再试慕尼黑，向英国主导绥靖政策的首相张伯伦口口声声表示，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野心。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不管捷克发生什么事，他都不再感兴趣了，“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他再次得手，骗得英国真诚热爱和平的谦谦君子张伯伦，在伦敦机场向渴望和平的英国人民声称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但是，当希特勒向波兰发动闪电战后，一向对他绥靖的张伯伦感到被欺骗的羞辱和无比愤怒，坚决向他宣战。希特勒把自己和世界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结局众所周知。

法西斯的发明者“领袖”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实行21年稳定的独裁统治。丘吉尔曾这样评论：“在这段时间，他把在1919年可能陷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大利人民拯救出来，使他们在欧洲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族的生命获得一种新的生机。意大利帝国在北非建立起来了。意大利国内的许多重大公共工程也完成了。1935年，这个法西斯领袖以他的毅力制服了国际联盟……，并能够完成他对阿比西尼亚的出征。”

但他犯了一个颠覆性错误，1940年6月希特勒打败法国后，他向英、法两国宣战。按照丘吉尔的说法，如果他不采取这种行动，他很可能使意大利保持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双方的奉承和报酬，并从其他国家的相互斗争中，取得巨大财富与繁荣。他不理解英国的力量以及英国背后美国的力量。美国在1917年跨越大西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没有进入他的思维演绎，让他也走向了毁灭。与此同时，在著名的西班牙内战中崛起的佛朗哥将军，虽然在内战中得到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他就是抵制希特勒的威逼利诱，拒绝参战，让西班牙避免了二战的炮火，让政权维持到1970年代寿终正寝。这是他的政治智慧。

同样的颠覆性错误还可以列举很多，包括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威权体制特别是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克里斯玛，即魅力型领袖，屡屡犯下颠覆性错误。除了权力的自负和傲慢、低估敌人、小集团决策和看不清潮流大势外，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机理是，他们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新行动来维持其魅力。这种魅力在日常政治中会不断磨损。

民主体制下的政治领袖，也会因为过度的野心或内在的不自信，犯下颠覆性错误。中华民国建国后，袁世凯曾经被参议院推选为非常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终身大总统，权力和荣耀达致巅峰，却执迷不悟，复辟帝制，认不清历史潮流和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的政治现实。这点，不同类型的军人如蔡锷、段祺瑞都是非常清醒和坚定的。美国前总统尼克逊在结束越战、改变中美关系、与苏联关系缓和的情况下，本可以从容应对连任大选，却搞出个水门事件，美国宪政史上的大丑闻，身败名裂。

还须要引以为戒的是台湾韩国瑜选举案例。韩国瑜只身挑战民进党大票仓高雄，以一系列近乎完美的论述和选举操作，取得高雄市长选举的胜利，却在仅仅三个月后，罔顾民意，不听身边一些人士的劝阻，贪心不足蛇吞象，急于参加总统大选，不仅自己遭到失败和羞辱，使国民党失去难得的高雄执政机会，更严重伤害到国民党在台湾民众中的信用和形象。韩国瑜本有望成为国民党重要的政治领袖。不得不叹：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普京这次“特别军事行动”，就缺乏这种战略清醒。

作者任教于中国湖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