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祁宾鸿

当地时间3月12日，乌克兰媒体《每周镜报》披露，从“可靠外交人士”处，获悉俄罗斯新提的六点停战条件：第一，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要求，保持中立地位，俄罗斯将保证乌克兰的安全；第二，将俄语作为乌克兰的第二官方语言，取消所有对俄语的限制；第三，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第四，承认“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独立；第五，乌克兰去纳粹化，禁止极端民族主义、纳粹和新纳粹政党，废除现行美化纳粹和新纳粹的法律；第六，乌克兰去军事化，乌克兰完全放弃进攻性武器，成为非军事化国家。

如此条件，据称是3月10日俄乌外长于土耳其会谈时提出，乌方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表示，若乌克兰同意俄方条件，俄军将立即停火。但《每周镜报》同时称，如果答应上述六点条件，乌克兰实与“投降”无异，且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要求，其中前五点须载入乌克兰宪法，对当今反俄为大的乌克兰政坛而言，不啻是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而冲突爆发至今，俄方要求一直未有本质变化，且主轴日渐明晰。2月24日俄军行动时，普京表示欲让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3月7日，俄方首提停火四点：乌克兰去军事化、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修宪去除加入北约的内文并放弃加入“任何联盟”；今日六点条件，则多了保障俄语地位、取缔纳粹等明确要求。

综上所述，四大符码贯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后秩序构想：让渡部分领土、外交中立、限缩军备、打击极端反俄情绪。如此要求，勾勒出普京此次行动的理想结果：一个“芬兰化”的乌克兰。

被嘲讽的“中立政策”

回顾历史，芬兰经验可谓是乌克兰的前车之鉴。

1939年，史太林（Joseph Stalin）为扩张苏联缓冲区，对芬兰发动了冬季战争，双方于风雪中血战多时，最后暂签停火协议；1941年，芬兰选择与纳粹德国合作，进军苏联，结果招致后者于1944年的强烈反击，芬兰领导人最终飞往莫斯科寻求和谈，并与苏联签订和平条约：割让佩琴加（Pechenga）、卡累利阿（Karelia）与萨拉（Salla）的部分领土、芬兰湾的些许岛屿，并将波卡拉（Porkkalanniemi）租借给苏联50年。苏联也向芬兰提出赔款要求，后者须在六年内向苏联支付高达3亿美元（4亿0700万新元）的巨额赔款。

此外，苏联还要求芬兰进行“自我整顿”：允许芬兰共产党在修改部分党章后，成为芬兰的合法政党；取缔苏联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芬兰政党；驱逐芬兰境内高达20万的德国驻军，否则苏军将“亲自驱赶”；在苏联监督下重组芬兰国防军，放弃军备升级。上述要求，芬兰皆应允并执行。

1946年起，两位芬兰总统确立了战后的中立化政策，由巴锡基维（Juho Kusti Paasikivi，1946年至1956年）到吉科宁（Urho Kekkonen，1956年至1981年），两人先后与史太林、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建立了深厚互信，对外拒绝加入北约，对内压制仇苏言论，并在传媒、出版品、教科书等场域广泛自我审查，削减两场苏芬战争的呈现版面，避免唤起民众的历史仇恨，影响政治上的中立空间。另外针对选举，立场过于反苏的候选人往往会遭取消资格，或被迫自行退选，也是为避免反苏政策的再起。

如此策略实践，被称为“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持续直到冷战结束，并在西方得到了“芬兰化”（Finlandization）的贬称。 1979年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甚至如此讪笑芬兰：“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做出可耻的、令人尴尬的让步”。然而这般理想主义式谴责，听在当年芬兰人眼中，实是来自历史深处的残酷冷笑。

回顾1939年的苏芬战争，芬兰的游击式反抗吸引了全球目光，诸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皆予以声援，更有多达1万2000名外国志愿兵前来参战。但细究“外援”内容，身为芬兰邻国的瑞典担忧触怒苏联，因而拒不出兵、严守中立，但有部分未受完整军训的瑞典民众前来助阵，构成了1万2000名“外国志愿兵”主体；德国因与苏联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愿给予实际作战援助；美国一来鞭长莫及，二来奉行“孤立主义”，故也只能作壁上观；英法则正与德国交战，于是仅送来库存的残枪旧炮，供芬兰军队使用，后两国虽答应出兵，但其真正目的是为夺取瑞典铁矿石产区，芬兰的死活依旧无人管顾。

如此求告无门的惨痛经历，让战后的芬兰领导人学到教训：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手中，且只有当苏联“感觉安全”，芬兰才能安全。欧美各国自可说着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但巴锡基维与吉科宁明白，弱小的芬兰不能对西方援手抱有期待，与其重演流离失所、国破家亡，不如理解苏联的战略与地缘顾虑，并与苏联各级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往来与对话，用行动证明自己“值得信任”。

而也正是在两任领导人努力下，苏联的“信任”给了芬兰发展空间：苏联不仅削减战后赔款数额，更宽限了支付期限；1955年，苏联海军、炮兵部队撤离芬兰；1956年，苏联提早归还本该被租借到1994年的波卡拉。与此同时，芬兰逐渐扩大与西方的贸易合作，降低同苏联的贸易往来，并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更在1960年代起提高军事预备役比例与国防预算，走向依赖大片国土与民防的“全面防卫”路线。上述举措，皆在苏联眼皮底下进行，莫斯科也有能力阻止大部分行为，但正因双方共享了高程度互信，而未发生明显冲突。

在欧美主导的后冷战叙事下，“芬兰化”成了小国自弃尊严的代名词，但回顾历史脉络，战后芬兰领导人实是凭借了精细复杂的内外操作，强化了与西方阵营的联系，同时保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最终芬兰并未加入北约，也未沦为苏联卫星国，并得以茁壮为高工业化的自由经济体，同时拥有大批后备军人。

乌克兰的未来方案

而对当今乌克兰来说，其也面临了类似处境与战略抉择。

战争开始后，乌克兰军民恰似当年芬兰，身躯虽小却有坚强意志，但终究难敌滚滚钢铁洪流，虽对俄军造成损伤，却是大势已去、难挽战局；西方表现则与当年面对苏芬战争时如出一辙，口号喊得震天响，夸奖乌克兰人（芬兰人）抵抗意志坚强，展现全球声援的热情，实际却是运送老旧的不对称作战武器（残枪旧炮）、口惠而实不至，令人怀疑其是否意在创造东欧版的阿富汗，使俄军身陷战争泥淖。

在此局面下，基辅的“最佳选择”也不幸与当年芬兰相同，那便是走向谈判桌，与莫斯科协商。而综观普京所提条件，也与过去苏联对芬兰的要求类似：让渡部分领土主权、对内降低仇恨情绪、对外维持中立、消除对莫斯科可能构成的军事威胁。

过去芬兰付出了佩琴加、卡累利阿等地，今日俄罗斯则要求克里米亚与乌东独立；过去苏联强制芬兰取缔“法西斯”政党，恰似今日要求乌克兰整顿政坛“纳粹”风气，为的都是拍熄已然燎原的反苏／反俄情绪，此次俄方明确提出确认俄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便是意在阻止乌克兰日渐强烈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并让过去被迫关闭的俄语学校、电台、新闻台重新开启，如此方有长期维持亲俄民意的可能；当年苏联虽未明言要求芬兰不能加入北约，却是直接驻军芬兰，直到确认芬兰确有中立“诚意”后才撤军，今日则是要求乌克兰修宪放弃加入北约，确保中立地位；过去苏联主导了芬兰国防军的重组，今日莫斯科则要求乌克兰放弃攻击性武器。

四大领域条件，与1944年的逻辑一脉相承，普京盘算也与当年史太林类似，并非出于“大斯拉夫主义”等意识形态构想，决定发动战争，而是在地缘政治视野下，要替国家创建战略缓冲区，并深知西方仅能提供口惠实不至的援助，故不惜违反国际法，并以军民生命、俄罗斯经济与名声为代价。

然虽说如此，今日的“芬兰化”背景仍与1944年有些不同。如今的俄罗斯已无过去的苏联国力，故而容忍了北约的多次东扩、直到逼近家门口，这才赌上国运发兵乌克兰；眼下的国际环境也非战争年代，俄罗斯也无当年苏联自成一格的巨大体系，故逐渐发酵的经济制裁必然吞噬其部分发展成果，即便战争结束，全球反俄猎巫仍会持续；且俄乌如今谈打交织，倘若乌克兰缺乏有远见与胆识的政治精英群，和平条约可能持续难产，拖延下去徒增变数。

但不论普京的规划最终能否实现，芬兰与乌克兰的经验皆为国际政治的残酷体现。正如芬兰总统吉科宁所说：“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是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当外界一厢情愿期待英雄却又只能开出淡仓支票，耻笑“芬兰化”是懦夫行径却又一兵不发，站在舆论高地煽动冲突甚至持续“拱火”，吉科宁的话足为弱势方借鉴：“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