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

黄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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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以来，江苏徐州的“铁链女”事件震惊中国舆论，这类严重的妇女拐卖事件虽然是少数的极端个案，但其背后折射出了普遍存在的农村男性娶妻难题。面对严峻的男女比例失衡，年轻农村男性有哪些娶妻策略？上世纪80、90年代妇女拐卖遗留的社会问题，又该如何破解？

“村子里女孩很少，她们都是别人家的小媳妇，我儿子就是娶不到媳妇！”

走入苏北一带的草莓村，草莓园的李阿姨（52岁）听说村里来了记者，原本态度谨慎不愿多聊。但一谈到两个儿子的婚事，心急如焚的她立马打开话匣子。

草莓村里人烟稀少，在草莓园里干活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村民。在村里逛了20分钟，只有两位二三十岁的女子探头出来打量我这个闯入村里的陌生面孔。

李阿姨透露，村里的年轻人一般都到城市里打工，只有嫁入村子的年轻女孩平日留守在村里。看着这些娶了小媳妇的家庭，李阿姨眼里满是羡慕。

自19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以来，男女比例失衡成为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较落后的农村是其中的“重灾区”。和李阿姨的儿子一样在1980和1990年代出生的农村男性，目前是站在光棍危机前沿的一群人。

性别比例失衡 东中部省份农村尤其严重

根据姜全保教授、李树茁教授合著的《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一书中的数据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在1980年和2010年之间处于上升期，从1980年107.40的较正常水平，攀升至1990年的111.45，2004年至2010年的高峰期间在120上下波动。性别比以每100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这意味着2010年每出生100名女婴，对应的男婴数量就多出大约20名。

性别比例失衡的省份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并在农村尤其严重。以江苏省为例，该省1990年的城镇性别比为111.42，比全国城镇水平高1.49个百分点，农村性别比为115.62，比全国农村水平高3.79个百分点。

离开草莓村时，来自附近农村的司机小徐（28岁）和陪游的小刘（45岁）介绍，他们这一带的村子里有大约800多人，其中80后和90后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出近40人。

小徐初中毕业后就到一线城市里打工，2019年决定回到村里生活。只身一人在大城市里打拼多年，他深刻感受到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劣势。

小徐目前在镇上当修路工人，月薪为8000元人民币（1700新元），在他的村子里已经算是中上等收入。但他坦言，这样的收入水平对不少女性来说，还是“缺乏魅力”。“现在的女孩教育和生活水平都比较高，不是一两颗糖就能哄回村子里的。”

农村传统结婚观念浓厚 青年面对娶妻压力

小徐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受城市文化熏陶，婚姻观念和城市里的年轻人相似，内心也向往自由的单身生活。不过，在传统观念浓厚的农村里，结婚不是选择，而是必须。

小徐去年在父母的施压下，由父母安排相亲，和隔壁村里一名23岁的女孩结了婚。当记者询问他新婚生活有哪些乐趣时，小徐摇了摇头。

他不讳言：“我和媳妇都不想结婚，但是在村里总是要成家生小孩。”

坐在一旁的小刘补了一句：“村里大家都知道哪家的孩子还没结婚，如果过了22岁还单身，一定会议论这家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农村妇女外嫁改变自己命运 从山区嫁到平原及城镇

农村的年轻人不论男女，20岁出头时都会迎来“成年礼”；一方面要开始找对象结婚，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也会在这个时候离开农村，到大城市里工作。小刘的女儿今年正好满22岁，他透露女儿今年就要开始在徐州市里找工作。

对农村男性而言，他们面对的潜在“情敌”不只在农村，也包括大城市里来自其他省份、经济条件更好的男性。

《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作者之一，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不少农村妇女以婚姻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主要途径；她们大多以向上择偶的方式，力图从山区嫁到平原，从农村嫁到城镇，从贫困阶层嫁到富裕阶层。

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增，2020年普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为3.7582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亿人。姜全保指出，贫穷落后地区的女性普遍外出务工，并通过婚姻外嫁，这导致落后地区婚姻适龄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衡。

1980至1990年代间，中国妇女拐卖，以及通过中间人安排跨省买卖婚姻的情况并不鲜见。姜全保解释，一些条件较差的农村男性成为“成婚困难者”，娶比当地贫困的外地妇女为妻，成为他们的婚姻策略。当这类异地联姻出现规模性需求，婚姻中介有利可图，妇女买卖便成为婚姻实现的一种手段。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若女方因男方贫穷不愿成婚，买卖就会成为拐卖拐骗。

在买卖妇女较猖獗的20多年间，形成了较固定的买卖路线，主要卖出地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贫困山区，沿着铁路往东行进至徐州和郑州中转，有的南下至广东、福建，有的北上至河南、山东。

妇女买卖进入21世纪后已成为极少数的案例，但妇女迁移的路线已成型。小徐说，除了附近农村出身的女孩，只有来自云、贵、川这类贫困地区的女孩会愿意嫁到村里来。

中共去年2月宣告为期八年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万80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在苏北地区，农村生活条件肉眼可见地改善，路上零星的老旧砖瓦房和新建的水泥房形成强烈对比。

至于这是否有助农村男性吸引外省媳妇？小徐的答案出乎意料。

他说：“从其他贫穷地区来的媳妇越来越少，大家的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她们不必嫁到这么远。现在我们大多只能在附近的村子里认识女孩，找媳妇反而更难了。”（李阿姨、小徐和小刘均为化名）

解救援助被拐妇女　成今年两会热点课题

打击拐卖妇女成为今年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的热点课题，超过15名代表委员为此发声，被拐妇女的解救和后续援助问题备受关注。

妇女拐卖问题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一度猖獗，根据官方1986年发布的《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1985年2月至1986年11月间就有2228名妇女被拐卖。

1989年发布的学术论文《四川拐卖人口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夏成福著）也记载，1988年四川全省判处拐卖人口案占总案件的10%，仅次于盗窃案，一些地区的案件占比甚至超过半数。

2007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标志着中国首个国家反拐行动计划正式展开。

随着官方加强打击力度，农村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加上农村人口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妇女拐卖案件进入21世纪后大幅减少。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者从1万4458人降至1135人，年均下降11.4％。

不过，三四十年前大规模出现的拐卖案件，在农村地区留下长远的社会问题，不少从前被拐卖的妇女，仍在农村里和买方共同生活。

提议加重刑罚减少新案件 加强受害妇女后续援助

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有关打拐的提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建议加重刑罚，通过威慑减少新增案件，包括买方与卖方同罪，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最高可判死刑；另一类则聚焦于破解过去的积案，以及加强对受害妇女的后续援助，包括倒查20年，以及被拐认定后解除婚姻。

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景德镇市委会主委、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婧婧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解救和妥善安置被拐妇女是打拐行动的重中之重。被拐卖的妇女中，不乏有不愿意返回原籍者。

很多时候，被拐骗女性回到家乡，既要忍受与亲生骨肉的分离，又难以获得生活资源。因此应综合分析其不愿返乡的原因，给予有效的帮助。

张婧婧强调，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彻底铲除这种犯罪现象，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

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雷伟力（Bill Lavely）提醒，为被拐卖妇女解除婚姻的过程极为复杂。许多买卖婚姻存在灰色地带，一些农村社区也把解除婚约视为威胁，一些家庭可能要求退款，争夺孩子监护权的案例也将激增；要为受害女性平反，将是一条漫长并极具争议性的路。

妇女拐卖议题在中央受到高度重视，在地方上却成为村民避而不谈的禁忌话题。在《联合早报》记者3月中的苏北之旅中，村民对买卖婚姻和妇女拐卖课题都绝口不提，对外省媳妇的话题也含糊带过。

记者尝试走访徐州丰县，了解“铁链女”事件对当地农村的影响。访问期间，临近的山东省暴发新一波疫情，苏北农村全部限制外省人员进入。

不过，丰县的封锁情况和其他地区有别，大多农村都是在小镇或农村入口设置检查站，由穿着红色背心的工作人员检查。但丰县的检查站设在距离农村十几公里外的公路上，并且有将近10名警员驻守。

记者被要求下车问话，后车厢的行李被翻查，司机的手机也被查阅。防疫为什么要查行李和手机？面对记者的反复询问，警员一脸严肃地说：“疫情严峻，请配合。”

媳妇供不应求　农村彩礼水涨船高

农村媳妇供不应求，彩礼价格随之飙涨。江苏地区1990年代的礼金只要几千元（人民币，下同，1000元人民币约为214新元），2000年以后升至2万元以上，目前已经达到15万至20万元新高点，另外还得附赠一栋房子。

中国农村彩礼“内卷”的问题近三年来引起官方关注。2019年起，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点名农村高价彩礼问题。中国民政部去年正式推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项目，推进婚俗改革，江苏目前已有超过20个地区被纳入计划。

根据网上普遍流传的各地彩礼价格表，华东地区，彩礼的价格最高，其中江苏“名列前茅”。

小徐透露，在苏北一带盖一栋房子大约要20万元，若现有的房子状况良好，男方也可以花几万元装修房子。小徐去年结婚时，为媳妇装修房子，外加18万元礼金；单是礼金的价格就相等于他一年八个月的薪水。

小徐说，礼金能否拿回来，“要看女方家的良心”。一些家庭会让女儿把礼金带回夫家，作为两人的生活费，但把礼金全部收走，“转让”给弟弟，也是常见的事。

他解释：“我们这一带农村里很多家庭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不是每户家庭都付得起这么贵的礼金。有时得先等姐姐嫁出去，再把姐姐的礼金全部交给弟弟，让他去娶媳妇。”

这意味着，礼金价格可能在转让的过程中层层叠加，进一步推高礼金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