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工人党前议员辣玉莎的“撒谎门”，在国会特权委员会听证期间所出现的戏剧性变化，真令人惊讶。人们不禁要问：国会最大反对党的诚信真的出了大问题了吗？出人意表，该党秘书长毕丹星、副主席费沙和主席林瑞莲都被拖下水。

委员会的报告还指毕丹星有作伪证之嫌，费沙则屡次拒绝回答相关问题，有藐视国会之嫌，建议把两人交由总检察署另行查办。

事态严重了。一旦两人罪成，或在法庭被罚款2000元，就会立即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毕丹星是国会新科反对党领袖，影响自然更大。虽然此案最终结果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它无疑已给反对党阵营投下一颗震撼弹，工人党也因此陷入空前危机。辣玉莎“撒谎门”已演变成工人党“撒谎门”，相信这连执政党也始料不及。

事态严重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已上升到更高的政治层次，是涉及新加坡民主政治根本的大事。也因此才有李显龙总理2月15日在国会发表《诚信是新加坡民主的基石》的重要讲话。换言之，在治国者看来，涉及工人党领导人的“撒谎门”，绝不可等闲视之。

由于国会特权委员会的报告指毕丹星引导辣玉莎重复谎言（辣玉莎指他要她把谎言带进坟墓），毕丹星则矢口否认。谁真谁假，的确得搞清楚。把案件交给检察官去处理，查个水落石出，再经由法庭公开审理，依据证据判定是非，应是对每个涉事者都更为公正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诚信受质疑的是国会里的反对党领袖，不是一位普通议员，不追根究底，就难以叫心存疑窦的人信服。有些人会说这纯粹是政治打压，让执政党背上莫须有的骂名。同理，费沙在听证会上多次拒绝回答问题，给人的印象是不愿透露一些相关实情，若能查明真相，也有助于厘清事实，消除疑点。

因此，国会于2月15日表决通过特权委员会报告建议后，接下来由总检察署负责的后续行动非常重要，完全说得上是任重道远。它必须秉公处理，深入调查，仔细搜证，尽可能让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展现司法的公正。这是一个重要又艰巨的任务，过程也必然会充满挑战。但查明真相是必要的，维护我国民主政治的诚信基础尤其必要。

如果我们依据由建国先贤所树立的政治价值体系来审视，也许就能更加明白。这个价值体系突出的正是诚信两字。当政者必须廉洁自守，开诚布公，取信于民，言必行，行必果。这与西方民主政治中政党为争取选票而不择手段，乱开空头支票哄骗或忽悠选民的做法大相径庭。

总理在讲话中谈到了东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西方人强调的是制衡（可说近乎法家），儒家强调的则是道德规范。制衡的机制可以通过法律安排产生，但如礼义廉耻这类道德价值观则不会经由法律产生，因为那是一种内在化的因素和力量。其实儒家文化着重的不单是四维，还包括忠孝仁爱，共称八德。最终考验一个人的正是这些价值观。此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从实证经验检视，治国之道实宜儒法兼用，两者不能偏废。任何社会或国家的有效运作，都须要有适当的法律，使人不敢随意为非作歹，这是外在的制约。但单有法律是不够的，人如果没有道德底线，无法自我约束，依然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作奸犯科。

今天西方社会出现的诸多政治乱象，追根究底就是政治几乎已经和道德完全脱钩。西方政客奉为从政经典的一本书，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所写的《君主论》（The Prince），专讲权术，不讲道德。因此，即使身为首相或总统，说起谎话也面不改色。

但在一般西方人心目中，这大抵就是政客的嘴脸，并不十分在意，所以英国首相约翰逊虽然闹出了“派对门”丑闻，颜面尽失，却还可以厚着脸皮苦苦支撑，不肯下台。也难怪政治人物在西方社会被人瞧不起。

这肯定不是我们的政治传统。新加坡的政府与国会都以诚信为最高标的。我们是个亚洲社会，又是个华族占多数的社会，因此老一辈人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亚洲人的或华人的价值观，即便没机会受教育，文化基因里也少不了礼义廉耻，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与韩国社会一样，有相对强烈的羞耻心和自制力。他们对政治人物自然也有这样的高道德要求。

四维之说见于春秋时代齐国宰相管仲所著的《管子》一书的《牧民》篇，它开宗明义就谈到了礼义廉耻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四维指的是四种社会不可或缺的纲纪。管仲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四大纲纪全断了，国家就非灭亡不可。

在一个奉行礼义廉耻的社会里，从政者自然不敢对民众说谎，因为他们有羞耻心，而民众也不会容忍他们说谎，因为这违背了从政者应有的道德操守。可见道德价值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维系一个社会极其重要的无形资产。

不过，过去三几十年来，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理念、风潮和价值观的影响越来越大，礼义廉耻这套价值观系统似乎也被大大地侵蚀了。

今天社会上各种骗案的急剧增加也许就是一个征兆，而且是不祥之兆。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讲道义，不重视诚信，国之四维迟早会动摇。因为，这等于越来越多的巧诈之徒会想法子破坏对他们不利的政治生态，如污名化执法单位，破坏其形象，动摇一路来严厉打击犯罪的政府，削弱它的执政力，并把我们的政治引向西方式的“常态”，有激烈的政党斗争，以及经常性的政党轮替。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实这正是西方式政党政治贻害最大之处。政党斗争容易撕裂社会，破坏政治生态，产生不了强有力的政府，这一来就给各种犯罪分子提供了更有利的犯罪空间，最后吃大亏的是一般民众。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美国是最糟糕的例子，政治人物的诚信度在美国已荡然无存。《华盛顿邮报》统计，前总统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说过的谎言和具有误导性的话多达3万余则。但他的死忠者仍然相信他所说的，是现任总统拜登盗走了他的胜利。

美国社会四维不张，但不至于灭亡，因为它够大。新加坡可没这个本钱。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