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不少省份都召开干部动员会议，部署新一年的工作重点。常规操作之外，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的一番话，相当有看点。

会上，刘家义给山东的各级领导干部立下了不少规矩——

要求今年全省各级会议数量减少1/3以上；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在基层调研不少于2个月；大胆使用“李云龙式”干部；遇到急需解决重大问题，县委书记可直报省委，建立县委书记、县长与厅长直接沟通机制……

一句话，“担当作为、狠抓落实”。

一年前，有一篇题为《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的文章流传甚广。那是去年的动员大会，刘家义历数近年来山东发展之落后，提出山东需要“新旧动能转换”。

一年前动员“新旧动能转换”，一年后动员“担当”、“落实”，改革推动似乎没那么顺利。此番省内“立规矩”，显然对之前干部作风和新旧动能转化工作的推进并不满意。

问题当然不止山东，着急的当然也不止官场。山东这一北方经济大省，其领导层对问题的病灶诊断、药方处置，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具有相当样本意义。

刘家义

体系

山东应该是焦虑的。

作为一个北方大省，山东的经济发展曾一度领先全国。这几年，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落后导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即便不和南方诸省相比，周边省份如河南的发展，就曾让刘家义在去年发出“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叹。

去年大会上，刘家义提到，经济总量上，山东与广东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亿扩大到2017年的1.72万亿；与江苏的差距由50亿扩大到1.32万亿。2018年，山东跟着两个省的差距，则扩大到了2万多亿、1.6万多亿——

差距，一直在拉大。

经济强省山东为何发展动力不足？在岛叔看来，这和当地较为独特的治理体系不无关系。相较于南方诸省，山东在发展民营资本、吸收外资方面并无优势，其经济高速发展有更为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

岛叔曾在河南扶沟县和山东寿光县所在的潍坊地区调研过，两个地方的干部都曾讲起大棚蔬菜的故事。河南干部感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干部总是比山东干部落后半拍。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作风不扎实。

两地干部作风差异的直接结果就是，扶沟县更早推广的大棚蔬菜，反倒被寿光赶了先，后者成了全国知名的“蔬菜之乡”。

作风差异有多大呢？直到2008年，岛叔去河南扶沟调研，当地推广大棚仍举步维艰，乡镇政府强制村干部“带头”种大棚，村干部想尽办法讨价还价不愿干；相反，类似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逼民致富”，在山东却实行得较为顺利。

原因无它，就是当地政府有为，“敢为人先”。毕竟，“政府有为”，不仅是山东，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

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政府作为其实是有限度的。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代替农民做经济决策，通过行政干预的办法“逼民致富”，是行得通的；但今天的新兴产业，如互联网经济，恰恰市场化程度极高，行政干预效果不仅极为有限，甚至还会起负面效果。

换言之，如果说纺织、能源、农业等旧动能还可以依靠过去行政干预的抢先“布局”而发展的话，新动能只能按照新的市场规律办事。

因此，现阶段下，经济发展的最核心处不仅在于干部是否担当作为，更在于治理体系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平心而论，岛叔在全国各地调研，山东基层干部的能力在全国也名列前茅，但为何山东和身前的江苏、广东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入手

问题出在哪儿？

坊间都传言，山东的官本位文化比较浓重，应该为现在的发展后劲不足埋单。

一般来讲，中国的官僚体系内部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山东官僚系统的重要特征则是，多数干部只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对更上级的决策并不关心。这是极为典型的科层制逻辑。

改革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线是政府职能和权限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放权”。由此，导致地方自主性极大增强，干部只对直接上级负责，其实是有道理的。

客观而言，这一治理逻辑，给山东省的地方经济发展释放了极大动能：有为的地方政府，再加上有能力的基层干部，又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简直是绝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通过垂直管理改革，简单的“放权式”改革放缓，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很多治理领域都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换言之，很多治理行为，甚至包括经济发展，都很难再仅仅通过激活地方自主性来得到解决。

尤其是新旧动能转换这样的大问题，显然不能仅靠地方政府解决，必须通过中央和省一级的宏观调控来实现。在此意义上，干部只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已经不够，更要有“大局意识”，认清大局，主动创新，才能有所作为。

因此，从抓干部作风入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很有点山东特色。刘家义的话说得很明白了——2013年总书记在山东调研就提出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2019年了山东如果新旧动能转换得还不成功，怎么说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