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虽然不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一直将这种批判限制在思想理论领域，不允许批判演变成政治斗争和组织清洗，更不允许冲击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方向。尽管如此，六四后肃杀的政治气氛还是让左倾观念深厚的中共迅速向传统回归，改革开放面临逆转的危险。

1992年后审慎探索阶段维护集中统一领导

邓小平不能容忍左倾意识形态回潮。1992年初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到南方巡视，通过其在党政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扭转中国政治方向，将中国拉回改革开放的轨道。

邓小平南巡迅速推动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鉴于八九风波的教训，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远比80年代谨慎，尤其在事关中共执政地位和领导权的问题上，不再轻言变革。80年代以“党政分开”、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在“一把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被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所取代。

同时，为加强中央权威，防止地方坐大，中共高层下大力气，在1994年建立分税制财政体系，将税收的大头从地方转到中央，不仅扭转了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更增添了中央管控地方政府的新手段，确保中共在后强人时代继续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十六大也确立了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新论述。这一论述的要义在于，中国建设民主和法治不能与中共领导相矛盾，政治改革也不能以削弱中共领导为前提。这一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论述一直沿用至今。

2012年后稳步推进阶段反腐树权威

2012年，中共十八大再次完成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但这时中共又面临后强人时代的新挑战，即由于过去10年最高领导人权威不足，导致高层各自为政，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更加严重。

同时，长期以来以公权力为中心的大面积腐败让许多民众对中共失去信心和信任。在经济保持增长的背后，中共再次遭遇执政危机。

出任中共总书记后，以大刀阔斧的反腐作为突破口，迅速提升个人形象和权威，也让不少民众重燃对中共的希望。同时，借助反腐威势，对党政军、人大、政协各系统展开全面改革，尤其是军队改革，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

这些改革的前提，都是坚持和加强中共的领导。近几年来，中共领导人多次重提毛泽东“党领导一切”的说法，强调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同时，中共更加强调维护最高领导人在全党的核心地位，保证最高领导人对重大决策拥有“一锤定音”的决断权，以防止十八大前领导层“九龙治水”的局面再现。

纵观40年中共政治改革，其最大的成功在于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且基本可预期的政治环境。这一成功的基础，就是中共一方面牢牢把控着领导权，一方面也在不断学习和自我调整。比如，中共上世纪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概念，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倒逼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保证了政治体制基本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客观地说，中共已经比较成功地引导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并且正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仍任重道远，中共的挑战也远未终结。

近几年来，树立和维护个人权威的声势有所加强。这么做或许有利于推进改革，抵御风险，但如果失之偏颇，也会引发外界忧虑。毕竟，经过40年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已不具备重现个人崇拜的社会土壤。从国情上看，中国确实需要在政治上树立和维护个人权威，但这一权威必须建立在集体领导和法治的基础之上，不能向个人崇拜的方向演变，否则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将有害无益。这一点，已被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所证明。

邓小平南巡迅速推动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鉴于八九风波的教训，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远比80年代谨慎，尤其在事关中共执政地位和领导权的问题上，不再轻言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