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江湖作风”与现代社会法治原则相悖的问题。蔡敏解释说，袍哥文化包括拉帮结派，“我跟你如果不是一伙儿的，就不讲义气，这本身有问题”。他指出，任何东西讲感情也须有规矩，不应超越法律去谈码头和袍哥文化，不可能“一个人官场上违法犯罪，你还因为和他是兄弟，而跟他一起犯罪”。

庄德水认为，如果党风政风不正，民间的袍哥与码头文化就会占据主导，追根究底，政策与地方保护主义的斗争。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家恕今年5月在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要清除袍哥和码头文化，必须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通过媒体管理切断“不良文化”的传播路径，并也清除民风民俗中的“不良文化因子”。

码头与袍哥文化烙印民间

事实是，码头与袍哥文化的基因至今仍烙印在一部分重庆人的生活中，例如重庆话中带有一些“袍哥黑话”，民间也普遍将袍哥文化与重庆人豪爽的性格挂钩。此外，重庆一些旅游景点和网上的旅游推介文章，也不乏对这两种文化的正面介绍。

年轻时曾当过水手的重庆作家兼媒体人姜汤告诉记者，码头与袍哥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重庆当代民众文化基因和行为方式的特质。他认为，官场如今要破除这两种文化，是其组织体制内的规定，但“如果连民众都不准说码头文化，那就不对了”。

然而，在重庆学者蔡敏看来，码头与袍哥文化更多是历史洪流中的一种城市记忆，在现代生活扮演的角色不大。他说：“重庆这个大都市发展这么多年，文明程度在提高，民众还记得袍哥和码头文化，不意味它是正确的，或是我们应该去学习、发扬。”

庄德水认同说，随着经济和文化发展，码头与袍哥文化的土壤越来越少，很多事能通过法治社会体制完成，“慢慢地，陈旧的东西会退出历史舞台”。

他认为，破除重庆官场的码头与袍哥文化将是长期过程，毕竟一种文化的产生与地理环境和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紧密相关，这两种文化在重庆根深蒂固，意味着重庆对抗腐败要比其他地方付出更大的努力。

他说：“江湖是古代一种梦幻的武侠境界，但现实是法治社会的生活……我们也需要义气，但这股义气应是法制框架内的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