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北京“难站”，一部分属于北京火车站共有的顽疾，另一部分则属于城市整体治理的痼疾；官方采取简单、运动式的治理方法不仅难以持续，还会同样制造出不适感。

《北京日报》曝出北京南站打车难以及正规出租车参与宰客事件后，管理部门在舆论倒逼下，立即下令延长公交运营时间，增加夜间出租公交运力。

吕德文认为，政府部门以增加行政力量等“常规”整顿程序，而非依靠变革来提高行政效率、达到治理效果，是一种行政惰性，结果只能是“队伍膨胀，治理效果并未增强”。

他说，首都社会治理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不断输入治理资源、不断膨胀行政机构，暂时得以捂着、盖着，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绝不是简单地增加行政资源，而是要科学设计城市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需求。

中国学者胡星斗受访时指出，北京“难站”的问题也是政府管理方式的延伸，北京官僚习气积重难返，在服务管理上采取惯用的强压式、强制式行政手段，很难一下子消除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