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得益于外部压力的传导，也得益于科层体系内部处理问题的机制的畅通，比如督查、开放群众投诉等。例如，一般上级领导在接到举报或者投诉之后，哪怕存在“懒政”思维，也多会出于避免引火上身的考虑，迅速处理。

当然，不可否认，科层体系往往有自我封闭和保护的天然属性，它会尽力避免舆论监督等外部力量干扰。不过，在开放社会，这已不可能，也不可逆。然而，这样一个不大可能发生在开放社会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说明，当地政府的监督体系并没有完全起到应有的作用。

原因？或许是被官僚体系的惰性给吸纳掉了。毕竟，当地政府是直到央媒介入、大规模曝光之后，才真正“被触动”。

改善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虽然这件事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但痛定思痛，以此为契机，着力改善当地的行政生态，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却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发生此类事件之后应有的进一步行为。

在岛叔看来，对当地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科层体系进行有效动员。

我国是一个政治与行政合一的国家，行政行为往往承担着诸多政治功能。普通群众也恰恰是从相关部门和官员的具体行政中，来感知人民政府的职责和道义。经验地看，很多时候，为了行政的政治内涵，各级党组织通过政治动员，往往能够打破行政部门的常规运作模式，使之加速运作，进而克服官僚制的惰性。

相信大家都有体会：很多行政事务，一旦上升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便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性，相关部门及官员也不会将之作为一项普通的行政事务来看待。

就事论事，这件事明显反映出当地科层体系惰性太强，日常运转中的动员太少。这才导致相关部门和官员麻木不仁，处理事务时推诿、搪塞。此外，当地对待媒体的做法，也反映出当地科层体系自我封闭的生态太强，不善于运用媒体监督等方式来改善行政生态。

如今，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通过开放媒体监督，甚至主动采取电视问政等方式，实现了督查转作风的目的，不仅训练出了政府机构回应外部监督和诉求的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善了政府机构的日常运作。

说实话，如果当地政府能通过此次事件举一反三，对工程质量安全问题专项整治，严查不作为、不尽责、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等作风问题，使计划有序、持续进行，或许是改善当地行政生态的一个契机。

我们常说，危机倒逼改革——这也就是“危机”一词当中，“机”字的真正涵义。

文/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