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铁民则告诉央视新闻，如何让流动人口有舒适、安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斯伟江律师指出，东京的经验显示，应该让城市自然往外扩展，再把公共交通设施延伸出去，以容纳更多人口。

他说：“把人都赶走，这个方法很简单，也立竿见影。但这边赶了，只要有市场和需求，还是会有另一批人尝试进来的。”

他建议，政府应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有隐患就排除，或给底层工人建造卫生、安全条件好的廉租房，而不是一味地拆除他们的住处。

不过，政府其实也面对建造廉租房结果吸引更多外地劳工涌入北京的矛盾。

北京政府已表示，该市现有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无法无限量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需要疏解非首都功能，把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

但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滕彪指出，大量人口涌进北京，导致就业机会和收入减低，人们自然会离开，市场会自动调节人口，政府无需插手干预。

滕彪认为，政府之所以会有限制底层人口的想法，是由于户籍制及其歧视性政策方向的长期影响所导致，造成上亿农民在大城市打工生活，却因没有城市户口而沦为二等公民，享受不了平等的福利、保障、教育权、选举权。

反之，正常的社会不应该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而是要通过教育等基本社会福利，让最底层的人有机会向上流动。

斯伟江也指出，“低端人口”的提法本身就极具歧视性色彩。他说：“中国共产党称自己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现实中却还是存在精英意识，处处强调‘顶层设计’。”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房地产系副教授符育明则提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通州副中心、雄安新区等建设，把政府资金、公共教育、医疗等资源往外输出，使更多高收入者愿意搬离北京，才是疏解城市人口的方法。

他说：“低技能工人依赖高收入者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其他城市也拥有相同资源，高收入者愿意到那里工作，人口分布就会更加平衡。”

执法缺乏法律依据

受访专家说，政府借着火灾“血的教训”下决心要整治有重大消防隐患的住房，出发点本是好的，但一刀切的执行手法却过于简单粗暴，暴露了当局城市治理和执政理念的极端落后。

根据官方说法，“三合一”“多合一”等建筑和工业大院把仓储、生产、人员居住等功能混为一体，人员密集，缺少消防设施和逃生通道，安全隐患突出，一旦发生火情极易导致重大人员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