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例说：“一些地方政府还是把一带一路理解为原来改革开放的模式，需要中央给予优惠政策，但实际上，现在不是等着中央给了，而是（各地方）自己跟外国政府打交道，谈合作项目，这样一种思路。”

蒲勇健则指出，目前不同省市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做法太多，各地之间的竞争有时甚至造成经济效益相互抵消。

他举例说，目前重庆、成都、西安等省市都开辟了中欧班列通道，竞争激烈，但实际上一些班列运载量很低，运行更多是为争夺领先优势或追求某些指标，是“不正常”的现象。

他因此认为，一带一路写入党章后，如果有更统一的指导方针贯穿各地发展策略，将减少不必要的恶性竞争，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并缩小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蒲勇健评估，中领导人从2012年上任以来，对腐败问题等历史遗留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整顿，而随着这方面工作初步完成，十九大后要完成的“大事”还很多，包括实现民族复兴、和平崛起等梦想，一带一路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

他认为，反过来看，一带一路写入党章也反映出中共对自身设下的新要求，尤其是要学会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

他说：“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必须更多元化，而面向未来的世界，必须革新一些观念和容纳多元的世界文化，这对未来党的改革，将起着理论的前提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