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中领导人在中共十九大所做的主报告，因为貌似没有推出重大的措施，而颇被一些外媒认为是有点平淡，或者是针对中国的问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

很少有人观察到或者愿意承认中领导人的报告，其实是一个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宣言书和蓝图，它所宣称要建立的治理体制，可能不符合所有来自当代左右派的期待，但却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传统上对开明君权的定义，再加上法治和科技等现代性元素的运用，其基本理念是党国一体、思想统一、清正廉洁、以法治国、民生为本、保护环境、富国强兵。

用稍微直白的话来说，就是要确保党的铁桶江山，意识形态独尊，大家应该共同追求富国强兵，也少不了你的安居乐业，但不要胡说八道、挑战权威，莫谓言之不预也。

海外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观察，大体有三种看法。最积极乐观的看法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过去几十年来世界自由民主大浪潮的一部分，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在贸易和投资上对外部世界（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这不仅会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增加个人财富，也会引进多元思想，在中国社会制造一个有丰裕财产，也会积极主张自身民主权利的中产阶层，最终引发政治变革，实现民主化。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所作所为，基本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期间虽有进进退退，但大目标不会变，而且这个方向之确定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设定。平心而论，这个看法为很多西方精英所秉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基础的重要部分。

第二种看法是“中国崩溃论”或者“陷阱论”，认为中共领导下的这种发展方式是靠着对民营私营经济的压制，对资源环境竭泽而渔，凭垄断地位实现掠夺式发展，最终不可持续，不是最后崩溃，就是陷入转型的陷阱（trapped in transition），除非进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自由，才能逃离险境或防止崩溃。

第三种看法的基调是“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其必然走向对内掠夺对外扩张的道路，因而是国际社会的“暗黑势力”，等同于二战时的德国或者冷战时期的苏联，是对西方世界的重大威胁，因此中国能崩溃最好，而无论中国如何发展，西方及其盟友都应该联合起来遏制中国。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过去十数年来不绝于书，起先其实是国外学者对所谓“北京共识”的关注和总结。坦白地说，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的讨论其实一直比较单薄，中国的党和政府也对这个提法敬而远之。

这大概出于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路径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其实是公开承认中国自己对发展的前路也不明确，既无蓝图也无定论，而且视对未来的定论为忌讳，不承认自己的发展有什么模式可言。第二，中国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学界和民间对国家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进行思辨性和批判性的讨论，以免引发所谓“路线之争”。在中共的历史上，路线之争常常导致生死相搏。

中国政府对自己国家现有发展模式的自信，倒不是完全产生于中领导人时代。在邓小平江泽民时代，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主导，但潜意识多多少少是历史决定论和阶段论的追赶心态，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处在一个落后的发展阶段，最终迟早要赶超西方，会比西方更强大也许还更民主自由。那时候中国领导人访美时的讲话、讲演和采访，都多多少少展现出这种“好学生”的态度，偶尔也有对西方“老师”严苛要求的不耐烦。

中国领导人对中国自身发展方式的自信来源于两个大的事件。一是2007年和2008年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显示西方的经济体制在效率和公正方面都存在大层面的问题。西方政客的回忆录曾披露中国领导人当面嘲讽说“老师现在出了问题”，略见其中既失望又得意的微妙心态。二是中领导人掌权后执政理念的转变。目前看来，习团队似乎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着一整套的“顶层设计”，至少有着相对清晰的想法，标志着中国已经走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

这套想法，混合了中领导人自身的经历、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使命之“初心”的坚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三十年的反思、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认知、对中国历史上治道传统的继承，以及对维护中共长期执政权的决心。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作了重新定义，大胆对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做出了“两个阶段”、“两步走”的清晰战略安排，展现的就是对自身发展模式和方向的确定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