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向财新记者表示，当初设置那么多专业，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跟国民经济部门分工匹配的历史遗留，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高等教育虽然越来越认可宽口径的培养模式，但是很多新兴设置的专业和老专业之间的边界也不是那么清楚。这就导致了大学整体的专业设置数量是过多的。

　　蔡禾的文章则分析称：“中大这次调整本科办学，从126个本科专业减少到77个，我相信出发点是为适应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需要，在本科教育阶段推动宽口径办学，同时也为深圳新校区挪出名额。”他对此表示理解，但更指出，停招的决定与国家发展社工的时代背景相悖，而且学校前期的调研远远不够，挫伤了为这个专业付出辛劳的教师们的感情。

　　专业评估过程引争议

　　蔡禾文中透露，其与相关教师从去年开始就努力设法保住该专业，在校方最终仍做出撤销专业的决定后，则与学院领导沟通，争取把对教师的影响降到最低。

　　事实上，中大社工本科专业只有每年20人的招生体量。但蔡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惟有社工是国家十余家部委两次发文，要大力推动发展的领域，在当前开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亟待完善的背景下，他认为裁撤专业的决定与社会需求相悖。

　　蔡禾还指出：“中大是全国最早兴办社工的高校，其办学质量也是位于前列的，这次有如此大的反响恰恰说明了中大社工专业的办学地位和学科影响力，把一个办的如此有影响的本科专业停掉是非常可惜的。”

　　一片惋惜声中，这个社会评价甚高的专业被校方撤销，却属现有制度框架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面对质疑，中山大学校方认为，暂停18个本科专业招生，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合理调整，且经过了规范的评估程序。财新记者从中山大学官网获知，专业调整的要求在2016年中旬已经提出，专业评估工作则在2017年初开展。

　　2017年3月13日中山大学教务部发布的《关于开展2017年本科专业办学校内评估工作的通知》显示，中山大学引进外部专家评审机制，对各专业的课程教学组织运行情况、条件建设、学生学习效果、课程考试的试卷等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中大教育部负责人称，关于专业办学数据分析，中大还依托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常态检测数据中心，聘请专家团队对基础办学数据进行统计，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测算，形成详尽的报告，为专业调整决策提供参考。

　　但中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如果评估程序正当，可不可以将整个评估报告公开？这些专业经过了什么评估？基于什么理由要撤销？

　　折射高校治理困境

　　高校治理过程中的“去行政化”，在近年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中大专业调整备受关注的背后，是人们对于高校治理模式的疑问。

　　就程序而言，中大的专业调整经过了一系列规范程序，还首次引入外部专家评审机制，校方称“依法依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对财新记者直言，“老师和校友有质疑，说明学校的决策有问题。”他指出，师生、包括校友的意见，都应该在作出决定前公开听取。

　　虽然专业调整经过了学术委员会的评价，但是熊丙奇仍认为，现在的学术委员会不是真的是独立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更多沦为摆设和工具，并不能独立决策。

　　让许多校友唏嘘和不解的是，连专业的负责人张和清教授，也是在5月5日的紧急会议上“被突然告知社工本科暂停招生，没有任何余地”。而校友的联署公开信，也是希望跟决策层平等对话，充分表达意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大教授也承认，专业调整有其合理性，而“学校的问题在于没有进行有效的讨论和沟通。”

　　此前，在中大发生的许多改革，包括大规模的学院撤并，校区的建设和改造，校园的限外令，课程安排的调整等等，都屡屡引起师生争议和媒体报道。不少老师和学生认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表达，总是突然被告知某项跟自己关系密切的决定。

　　熊丙奇指出，学校怎样用好自主权，需要政府部门推进学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具体而言，每所公立大学，应该成立有政府部门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人士代表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的重大战略决策。学校内部实行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权。“这种选择会更为理性，而不像行政拍板决策那般随意、冲动，只顾短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