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参与超市虚拟购物建模项目的李彤(23岁,阿尔托大学,国际设计商业管理硕士二年级)受访时告诉本报,当时和跨背景的同学一起合作,感觉很新鲜,可以了解到不同人的思维模式和思考角度,学会倾听和接纳不同的想法。
当时的任务是协助一家企业运行管理公司,探讨是否能为他们的超市客户优化货架摆放、了解购买者路径、物品选择偏好等等,实现实体和虚拟购物车的结合,让买家在购物过程中可以吃东西,离开某个区域后自动扣款。
李彤回忆,学生的工作包括创意生成、使用场景描述、相关竞品和市场调研、用户研究、实地走访调研和技术的可能性分析,还需制作视频、优化故事设计。
她认为,对于一个前瞻性的创新概念项目,学生的想法不受实现方法和操作逻辑的限制,也不用较多顾忌公司组织架构限制,这样反而放得开。不过整个过程中,学生也学会顾及不同部门的意见评审,考虑和承担每个决定的后果,尽少避免出错。
一名不愿具名的企业高管向本报指出,学生的思维活跃,特别在用户体验方面有亲身经历,再加上有经验的老师指导,这类学术型团队可以和外面的专业咨询公司团队形成互补。
上述人士说,出类拔萃的设计专才未必会去非设计类的大企业工作;结果,在大企业设计部门工作的职员,会因设计不特别出众,而被其他部门“嫌弃”打不开思路。技术部门的职员则较受制于产品的规范、技术是否可行,预判是否符合行业标准。
孙效华认同说,很多企业也不会单找产品设计的专才,而是希望引入有实体互动服务、非传统设计的团队,帮助企业找到不同领域用户交互体验的新要素,实现企业自身突破不了的局限。
为培养可持续设计人才,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吴志强2008年起筹建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并在2009年正式落成后,至2013年担任首任院长。
吴志强说,学院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社会意识问题,现在也还没找到设计法律方面的专家,而是请知识产权方面的老师协助。但是至少在培养学生动手解决实际设计问题和国际交流合作上,学院大力推进,让学生通过每学期三四份以实践为导向的作业,去了解一线社会需要或潜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回忆,当初创办设计创意学院时,同济找上了上海永久自行车,请对方一年提供90万元(人民币,下同,18万5606新元)的经费,其中30万元就让丹麦和同济的师生合作,为上海著名的永久自行车企业,设计新型脚踏车样车。
约40名学生经过前期调研、走入车间,三周里设计制造了25部脚踏车。“刚开始是丹麦学生动手快,”吴志强忆述,三周后中国学生赶上来了:“他们起先是看着工人干活,后来帮忙工人搬东西,最后是取材自己动手,男女生都是。”
他说,年轻人有活力,再加上国际视野、中外学生比拼氛围,25辆脚踏车过后又在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上展出,这样的经历对学生来说是终身受益的。每年的毕业作品中,脚踏车成了“常客”。
“设计师一定是从脑子思考、创意,到用手把产品做出来的。这种(学设计的)是工厂喜欢的,因为他会和你一起干,不是问工人会不会帮他、多少钱。”
吴志强说,学院邀请工厂的经理人来学校谈需要什么,学生帮忙做,也有时候会让学生先设计一款将来用得到的产品,再由学院帮忙找潜在生产企业。
无论是巴士站怎么设计才让候车人舒服,还是紧急情况如何用手机和电线桩给心脏病人救护,他说:“设计师帮别人解决问题,别人就会尊重你,知道设计不止是好看、是欣赏、心灵的洗涤,它们在生活中可以被用到。”
凯德与同济综合体联合课程
去年10月,新加坡凯德集团和同济大学启动综合体联合课程,让同济大学城市设计规划学院的研究生进行头脑风暴,探索未来城市综合体的发展方向。
25名研究生和导师本月初实地考察正在建设中的上海长宁来福士广场工地及周边区域,制作出五组未来城市模型,涵盖云社区、智能物流、垂直历史文化社区、空气净化系统和容积率政策奖励法规。
凯德中国产品设计和开发中心总经理郑民认为:“受专业培训的年轻设师代表着一种未来可能,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城市背景和建筑基地,不用被预算经费、施工实施等因素束缚,可以在创意和设计灵感上大开脑洞,前行得更远一些。”
随着城市密度越来越高,人们对公共空间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何高效利用空间,成为未来综合体建设的一大思考。
尽管上述学生模型构想未被实际纳入现有来福士项目中,但优秀学生作品将被推荐参加以芝加哥为总部的“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ouncilonTallBuildingsandUrbanHabitat,CTBU)所主办的第六届国际大学生高层建筑设计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