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隐私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感知到数据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如果不能在取消某些保护措施的同时，提供更强有力的替代方案，这种焦虑只会进一步加深。

近日，政府不再将身份证号码视为隐秘的个人信息，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正在更新《个人资料保护法》中，有关身份证号码的指导原则。根据数码发展及新闻部的声明，官方认为继续隐蔽身份证号码已无必要且毫无意义。因此，公共机构正探讨逐步取消隐蔽身份证号码的做法，以避免制造“虚假的安全感”（false sense of security）。

从技术角度看，政府认为隐蔽身份证号码，无法阻止有心人通过计算公式推测完整号码，因此隐蔽措施被认为是多此一举。然而，即便某些措施不能完全杜绝风险，但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数据被滥用的速度，或提高不法行为的成本，这无疑是一种“减速带”式的安全策略。取消这一策略，相当于削弱个人信息的第一道防线。

对“虚假安全感”的强调，还可能导致整体数据保护文化的弱化。当公众被告知隐蔽号码的做法是“无意义”时，他们可能会误以为身份证号码泄露的风险不大，在日常生活中降低对数据保护的重视程度。实际上，身份证号码作为一项不可更换的身份标识信息，一旦被大规模泄露，所带来的损害不仅不可逆，政策导向甚至可能被误读为“放松隐私保护”的信号。

既然隐蔽号码不足以完全保障安全，是否有其他替代措施来弥补这一漏洞？最新的政策声明，并未提供相关替代方案或风险管理的补充手段；仅以“无意义”为由取消现有保护措施的说法，或许不够严谨，甚至忽视安全策略的多层次性。数据保护并非依赖单一措施，而是须要通过多层防护，实现最佳效果。即使某一层防护（如隐蔽身份证号码的措施），被证明不是万无一失，但它的存在仍有助于整体风险的递减。若以技术脆弱性作为单一判断标准，取消这一防护机制，可能会暴露政策系统性整体规划的不足。

此外，如果“虚假安全感”是政策转变的核心依据之一，表面上诉诸技术理性，实际上可能忽视公众对隐私安全的心理需求，与现实期盼之间的深层矛盾。身份证号码对于个人来说不仅是信息资料，更是一种带有“私密性”的身份认知。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隐蔽部分身份证号码传递一种信息：数据安全得到政府重视，个人隐私受到保护。这种感知虽然在技术层面，可能存在“不充分”的成分，但在心理层面却极具价值，因为它构筑公众对信息安全的基本信任。

政策的转向，会使这份信任突然被剥夺，让民众无所适从。尤其是在诈骗横行的当下，公众期盼的是更严格、更全面的隐私保护措施，而非削弱已有的防护机制。民众对隐私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感知到数据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如果不能在取消某些保护措施的同时，提供更强有力的替代方案，这种焦虑只会进一步加深。

这种分歧的背后还涉及权力与责任的转移问题。取消隐蔽号码的做法，可能是将更多的风险管理责任转移给个人。换言之，民众可能须自行承担身份证号码不被滥用的责任。这种做法与民众的期望背道而驰。这一落差还体现在公众对技术不可知的恐惧上。普通民众并不完全了解数据如何被保护或滥用，他们更多依赖政府传递的安全信号来判断风险。一旦政策基调发生转变，例如2012年前官方宣传时所强调的“身份证号码是敏感信息”，到如今的“公开完整身份证号码并无不可”，民众自然会本能地质疑：官方是否放弃对隐私的重视？

政府的思维方式往往偏向工具理性，如果一项措施在技术上无法达到100%的安全性，可能便考虑予以取消。然而，这种单纯的技术逻辑，忽视公众对安全环境的主观感受。对于民众而言，隐蔽身份证号码是一种“被保护”的象征，它不仅减轻对身份盗用的恐惧，也增强对政府数据管理能力的信心。一旦这种象征性保护被削弱，公众对风险的敏感度会被放大，进而可能导致对政府在数据保护上的整体信任度下降。

在个人数据保护中，政府始终扮演主导角色，作用不仅限于政策制定与监管，还须要在技术支持、教育推广中发挥积极作用。以“虚假安全感”为由取消隐蔽身份证号码，忽视技术上的“不充分”并不意味着心理上的“无意义”。对于公众而言，安全感不仅来自措施的实际效能，更来自官方对数据保护的态度和承诺。若这一承诺被削弱，或许会动摇信任的基石。

因此，更全面考虑技术现实与民众感受的平衡很重要。一方面，确保数据保护的措施经得起技术挑战；另一方面，尊重公众对隐私的心理需求，适度提供有效且具象征性的安全保障——哪怕是贴在门上的门神，意义不仅在于吓阻鬼魅，更在于象征一种守护意志，既对内增强信心，又对外形成威慑力。象征性措施虽不能单独解决技术漏洞，但作为多层防护的一环，仍具有心理安抚与风险遏制的价值。

然而，象征性措施的效力须依附于坚实的技术基础，才能既满足心理需求，又避免流于表面。唯有实质与象征兼顾，才能缩小政策思维与公众期盼之间的落差，构建真正有效的数据保护文化，并赢得公众对未来隐私政策的信任。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