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迎来100岁生日。百年前的1923年，基辛格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在他生命中的头15年里，亲眼目睹了纳粹政权的崛起。作为一个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他曾遭遇巨大的苦难，在大屠杀中失去了13个家庭成员和无数的朋友。1938年，他的家庭从纳粹统治之下逃往美国。

基辛格在纽约长大。据说，青少年时期，他非常羞涩，很少开口讲话。成为美国公民后，1943年他应征入伍，二战期间作为一名美国士兵回到了祖国德国，为美军从事反间谍工作。返回美国后，他凭借奖学金在哈佛大学就读政治学，并于195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在哈佛任教，并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知名专家。1969年，基辛格被总统尼克逊聘为国家安全顾问。1973年，尼克逊任命他为国务卿，他一直任职到1977年1月福特的总统任期结束。

这一段人生经历，听起来多少有点像“美国梦”（所谓的美国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美国的平等、自由、民主；狭义上指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许多欧洲移民都是抱持着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国的）的典范了。这似乎就不难理解，他会以一种近乎感性的方式崇拜美国。对于这个收容他的国度，他曾经写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同样慷慨的精神和没有恶意的东西。”

有理由相信，也正是基于对美国的这种热爱和忠诚，使得这位坚忍不拔的人，充满使命感——一切都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依归。正是这种使命感，使他成为一位冷酷且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跟一切实用主义者一样，关注现实、实践，拒斥无用的问题，强调功效，但是又有充分的灵活性。

当然，也正是他的这种现实的实用主义原则和立场，让他饱受批评。在那些批评者看来，他根本就是一个无视道德的权力政客，只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对独裁者也会予以支持。此类例证包括：据信，1973年基辛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卷入了智利将军皮诺切特对时任民选总统阿连德的血腥政变。1975年支持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血腥入侵。当然，于他的支持者而言，基辛格是一位重塑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让美国得以重归世界之巅的外交奇才。

这个大手笔，正是他以非凡的远见卓识、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打破了中美两国隔绝对抗坚冰，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翻开了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关系的新篇章。他也因此被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基辛格俨然成了对华友好的代名词。尤其是每次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时，人们总会期待他或者他的理念的继承者，能够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主导力量。

但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基辛格是一个彻底的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依归的实用主义者。当时，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是苏联，且受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淖的影响，在1969年至1979年间，美苏争霸格局里，苏联明显占据上风。当时的苏联及华约集团，成了美国及其欧洲、日本等盟友，都无法撼动的存在。当时，中苏也因为路线之争和领土问题而交恶，以至于兵戎相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实用主义逻辑，基辛格才选择联中抗苏。

美国国家利益至上

时移势易?，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成功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使得经济快速增长。但也正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如果基辛格还能主政美国国务院，我想作为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最想做的事，应该是跟米尔斯海默（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一样，主张联俄抗中吧？

毕竟，基辛格是现实的实用主义国际政治学者，也是坚定的美国爱国者，他当年推动尼克逊政府“联中抗苏”，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如今他反过来推动美国“联俄抗中”，也是为了美国利益。这当中的思想逻辑和行为逻辑都是一以贯之的。事实上，早于2018年，美国《野兽日报》就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对基辛格指导特朗普“联俄抗中”做出了详尽报道。

说实在的，就当下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而言，缺的不是实用主义者基辛格，而是理想主义者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二战结束之初，人们对于未来是普遍悲观的。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须要赔款以及难于管理的债务，使得世界变得一塌糊涂。正是这一塌糊涂，才让国与国之间充满了对立对抗。也正是因此，更强化了经济的不稳定。也可以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才促发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境况的人而言，对未来自然难以乐观。

所幸的是，许多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开始转变他们的观念。时任法国外长的舒曼就认为，欧洲要想走出历史上，尤其是一、二战那样野蛮的周期性重复与循环，就必须要有一种共同体的意识。在他看来，只有整合为一个共同体，欧洲才能实现和平与稳定，才能达成发展与繁荣的目的。其后，他便致力于一个联合的欧洲共同体的思想的宣传及制度的建构。

于当时而言，煤钢这两项资源，于军事武器的生产，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舒曼认为，要想促进欧洲的和平稳定，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在煤钢这两项资源上，对欧洲大陆的两大国——法国和德国，尤其是对德国形成约束。因为于舒曼看来，只要这两国在煤钢资源上被约束住了，欧洲爆发战争的概率，就会大为降低。如何加以约束？1950年5月，舒曼给出了他的方案。他提议将法国、德国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之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舒曼计划”。

舒曼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西欧各主要国家，如西德和法国领导人的集体响应。他们与舒曼一样，决定牺牲部分本国利益，敦促各国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欧洲共同体。以此将再次爆发战争的风险降到最低，来谋求欧洲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欧盟的前生——欧洲煤钢共同体就此诞生。舒曼计划和欧盟模式，形塑了一个可供当下借镜的样本：它告诉世人，“消灭”潜在敌人，最好的办法不是传统的那种对抗，而是各方在一个共同体的认知下求同存异的联合。

简单来说，就是当今世界需要一个理想主义者舒曼，而非实用主义基辛格。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